已有的考古资料证明，北方的定窑白瓷出现刻花纹饰的时间是在晚唐五代。但是，晚唐时期的邢窑和定窑白瓷，还是以素面的釉装饰为主。这一点可以在临安水丘氏墓中出土的定窑“官”字款银扣花口盘等器物得到印证。唐代定窑刻花纹饰的精美程度不及同时期的越窑青瓷。唐代定窑刻花白瓷，在大英有陈列，由于图片限制，在此不作呈现。根据以上的例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耀州窑和定窑，在北宋时期出现的刻花工艺，应该是从越窑先传播过去，而后再形成各自的风格。因此，唐宋时期，瓷器的刻花艺术，并不是越窑受北方瓷窑的影响，而是越窑先影响了北方。
4.越窑的衰落。自晚唐、五代至北宋，越窑不仅造型线条流畅，色泽纯净；同样善于刻花，越窑青瓷的刻花艺术温婉儒雅，高贵而富有文人化意象。(李刚主编《青瓷风韵》第112页五代越窑青瓷刻花人物纹注子，第131页五代越窑青瓷鸳鸯注子，第139页五代越窑青瓷蟾蜍砚滴，第142页北宋越窑青瓷镂空卷草纹熏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精美的纹饰起源于越窑，可见越窑在当时拥有相当雄厚的技术实力。其能力足以与北方白瓷和耀州青瓷相抗衡，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笔者认为并不存在北方瓷窑的刻花工艺的兴起，和龙泉窑的兴起而导致越窑衰落的问题。北宋初期的龙泉窑青瓷，凝集了当时周围的越窑、瓯窑和婺州窑的特点。这是有很多实物可以证明的。这一观点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冯先铭、朱伯谦先生就已经发现并有过论述。即：“早期的产品在器形、装饰及釉色与越窑、瓯窑和婺州窑有类似之处。可见龙泉窑与上述瓷窑有渊源关系”。(冯先铭著《中国陶瓷》第4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1月版)“受瓯窑影响的淡青釉瓷器……同时也接受婺州窑等邻近地区瓷窑的影响，如内壁饰团花，外壁划篦纹的碗，从造型到装饰与婺州窑所产如出一辙。又如多管瓶肩腹部分成多级的形式也应该是受了唐代以来越窑、婺州窑的多角瓶影响。”(朱伯谦著《朱伯谦论文集》第152、156页。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10月版)龙泉窑北宋早期的刻花工艺，与越窑刻花工艺有着传承关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里面有一个客观的情况，是需求的目标变了，即宫廷不再像以往北宋初期那样一味青睐越窑青瓷了。所以，原有的精致青瓷数量逐渐减少，直至消失。笔者认为，越窑的衰落，很可能与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王钱弘俶奉召进汴梁之后，吴越国的消亡有着密切的关联。简单地讲，国王走了，这个国家自然是融入了宋代王朝。在此笔者认同与王光尧先生的论点：“淡出官方视野是越窑衰落的根本原因。北宋早期，宫廷使用越窑瓷器既见于前揭文献，也有元德李后陵出土的越窑秘色瓷器为证。但是，北宋晚期宫廷用瓷的来源却有了变化，越窑已不在其中。”(王光尧《浙江地区原始青瓷窑场与越窑兴衰的社会机制》，沈琼华主编《中国·越窑高峰论坛论文集》第40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5月)吴越国王进京后没有再回来，进贡朝廷的机制由此出现了变化，技术精湛的窑工不可能为平民百姓烧造如此昂贵的宫廷瓷器，导致越窑发展失去了重心而走向衰落。这似乎更加符合它内在走向的规律。
早在8～9世纪开始，浙江的越窑青瓷就开始远销海外，11世纪以后是龙泉窑青瓷大量走向世界。仅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中，考古人员就发现了从8世纪开始，至明代初期的中国瓷器。他们对其中唐五代的越窑和宋代的龙泉窑有如下的描述：“……自唐末至五代大量生产出口的越窑瓷、黄褐釉瓷器等，碗的里面饰以刻划花纹，即葵花瓣纹，有时还有很少的镂空制品，是挂有柔和雅致的青绿色釉的精品。”“具体地说，到了这时，青瓷生产的中心已移至浙江省的龙泉县，其色彩清澄，有如秋季的天空和静静的蓝色的大海。”(〔日〕山上次男 著 李锡经 高喜美译 蔡伯英 校《陶瓷之路》第15、13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9月版)我想，或许是族群的不同，欧洲人也许并不一定能够感悟到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和龙泉青瓷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天地之间的永恒之美。但是，我在爱丁堡的玛丽王宫(圣十字王宫)里，见到了陈设在这里的龙泉青瓷。
1755年，法国著名思想家、启蒙家伏尔泰将中国戏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得到了轰动。但是，西方人并没有像喜欢中国的瓷器那样喜欢中国戏剧。他们更多是从瓷器开始认识中国。他们把“中国”和瓷器都称之为chain。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浙江的越窑和龙泉青瓷，是闪烁在天边的两颗璀璨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