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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瓷都 建设瓷都






[日期:2011-06-30] 来源:景德镇文史资料  作者:赵渊 [字体: ]

赶超历史最高水平

  瓷业生产逐步恢复,步入正常以后,面临的任务是:要增加产量,要提高质量,要恢复传统名瓷的生产,使之赶上和超过历史水平。

质量是瓷业的生命,影响着瓷都荣誉。质量问题,商业部门、各个厂家都不断有反映,到省里去开会,或上级来人,都经常提到要景德镇提高瓷器质量。甚至有些外地消费者,还直接找到市委来反映。我们把这些都当成大家对景德镇的关心和鞭策。管理部门算过帐,提高一点(1%)拆青率,可以为国家创造多少财富。为了提高质量,工厂、车间、班组都曾千方百计地动脑筋、想办法。比如质量分析会(全体工人参与的分组生产会)、各种形式的技术“会诊”会、环环相扣的责任制(工人习惯称为“一脚压一脚、毛病不过脚”)、人人都有个人保证指标(层层分解的任务和措施)等等,抓得很紧。当时有分别计算的窑青、厂青、折青,后来改为一、二级品,合格品,等外品,还有计算数量的折担、折件等等,名目繁多,都同工人的工资收入挂钩。我们当时也从宏观有些考虑,比如既要提高成品等级率,又要改进外观和内在素质;既要从工厂内部挖潜,又要从工商关系考虑。我们体会是,数量增产10%不难,质量提高1%不易。为了严把质量关,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把瓷器包装从瓷厂划分出来,分别核算,自负盈亏,由包装工厂代表销售部门利益检验瓷器质量,不合格的产品拒绝包装。当时包装工厂有600多人,起过好的作用,但矛盾也很多。尽管如此,产品质量忽高忽低的现象总存在。什么时候才能有大家满意的高质量产品?有人说“泥做火烧,谁也难保”,有人说“需要相当长时间”。

开展技术革新

通过不断的调查与研究,我们认识到产品质量不稳定,手工操作是主因。由于工序多,不能保证每道工序的操作人员都有同样的技术和责任心,一个环节出了毛病,整个产品就降了级。根本的办法当然是实现机械化,但论现实条件,我们只能搞技术革新。

19548月,市委就发出了《关于在全市工矿企业中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加强政治教育,亲自领导运动,掀起劳动竞赛高潮。技术革新从改革辘轳车开始。如何丢掉手摇棍,让工人在自动车盘上操作,是当时第一个革新目标。可是,瓷业工人没有机械知识,景德镇历来没有一个机械厂,更谈不上技术员。我们就发动工人们自己动脑筋,搞试验。先访自行车的转动原理,用皮带和链条搞成脚踏的,后来又想到火车轮子用连杆,板车用滚珠轴承,几个轮子联到一起转动、变速等,又请了机械厂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研究,制成了每部投资300元左右的又平又稳的脚踏辘轳。在此基础上,进而配上动力马达,实现了独特的机械成型,并在红星瓷厂建成了两条生产线,成为当时技术改造的样板。

青花玲珑碗的机械化生产,也体现了工人们的智慧和创造。他们一点一滴的摸索,试制了玲珑打孔机,自制了青花花纸,使手工打孔、描龙的慢工细活,成了大批量的机械化产品,几十成百倍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短短几年的革新实践,使景德镇的瓷业工人走过了几十上百年的技术进步历程。

接着是用石膏模具压坏。工人们自己动手设计、安装机器,改单刀压坏为双刀压坏。在热火朝天的增产节约、劳动竞赛中,他们点点滴滴地改革技术,提高产量、质量的捷报频传。

群众在创造中劳动,在劳动中创造。他们意气风发,自我教育,在创造物资财富的同时,也不断提高了自身素质。技术革新有力地推动着传统手工成型向机械化的目标前进。

达产80万担

我多次向专家内行请教,景德镇瓷器的产量,历史最高水平是多少?答曰:六、七十万担(折合2亿件左右)

1953年,已恢复到40万担,1954年增加到60多万担,看来达到70万担产量不难。但要解决原燃材料的供应及交通。首先是瓷土矿的情况,到底有多少,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苏联专家向我们要地质资料,我们拿不出来。测绘一个南港瓷土矿地质地形图,也没有力量。我向省里要,白栋材书记很支持,答应从省属单位抽两名技术工程师帮助,可人家太忙,没接受任务,说“你们基建工程师就可以胜任。”后来,派出陈工程师(可能是陈炳辉同志)去承担这一任务。陈工程师冒着炎热,在矿山野外作业,绘出第一张图纸,加上对其它矿藏的一般了解,据估计供应年产70万担以上日用瓷,矿石储量一百年没问题。粉碎跟不上,就增加动力机械,投资发展了雷蒙粉碎机、双轮粉碎机、球磨机等,同时继续保持水碓。交通上,把公路修到矿山;把鄱阳凰岗马家涧这一段河床炸深,仍不能通行百吨大船,又从景德镇到凰岗修了一段公路。

同时,与瓷业生产相关的煤矿、匣钵、耐火砖、金水、花纸、颜料、石膏模具等工厂企业,都加紧建设起来。瓷业工人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到1955年,日用瓷产量已达到80余万担,“大跃进”前夕的1957年达到90万担,约合2.7亿多万件,大大超过了70万担的奋斗目标。

实践证明,增加日用瓷产量会带来很多困难和问题,会造成各方面的紧张和压力。当时,“大跃进”的形势正在形成,在90万担日用瓷的基础上自然就提出了年产100万担(约3亿件)的要求。这是一个冒进的计划。1958年实际上就下降了,以后接连几年大幅度下降。作计划办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我想,上不去就下来,1962年在金竹山公社所在地召开会议,调整生产指标,会上充分发扬民主,让基层领导发表意见。这个会议,后来就叫“小源会议”,在“文革”中遭到批判,把一些干部搞得灰溜溜的,也成了我“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

创办陶瓷学院和陶瓷研究所

我也曾向专家内行请教,景德镇瓷器的质量,历史最高水平指什么?答曰“康乾水平”。赶超康乾水平为多数专家所关心,也是我们的光荣任务。传统产品名目繁多,尤其是各种颜色釉和某些老艺人的“绝活”,技术上历来是很保守的,常常作为传家宝留给子孙后代,有的传子不传女。我们就组织这些人参加研究工作,用党的政策来感召,用生活保障来感化,使其没有后顾之忧,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研究、试验到组织专厂生产,我们都认真细致地做了工作,最后以建国瓷厂专门生产颜色釉,以艺术瓷厂、雕塑瓷厂专门生产艺术瓷。

过去的辉煌是宝贵的,但也有副作用,金字招牌常使一些人眼花缭乱,挡住双眼,固步自封。要赶超康乾水平,有两件事要办,那就是:办一所大学——陶瓷学院,组建研究机构——陶瓷研究所。这两件事都需要上级支持,列入国家计划,具体工作市里来做。首先就是报轻工业部和省轻工业厅批准。省委领导很重视,工业书记白栋材同志曾具体过问,派轻工业厅长韩礼和刘抗同志来景市听汇报,帮助我们出主意,解决问题。轻工业部也几次派人来帮助研究规划,落实要办的事。例如,陶研究所所需要的仪器(是我和谢谷初写的订单),就是由部批准订货的,俄语、日语翻译也是我直接向部里要来的。

比较大的问题是师资,是人才问题。还有选址、仪器、测绘手段、资金等等,都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人员配备,大部分由市内负责,我们派了市委委员,市委办公室负责人去陶研所当所长,我自己也兼任了陶瓷学院的院长。陶瓷学院副院长,管教育的是市里一贯做教育工作的专业人才,另一位是市教育局局长。还调了一位市委副书记去担任陶瓷学院的党委书记。同时,挑选了一批名家去讲学,抽调了一批技术高的的工人去承担实际操作,选派了一批技术高的工人去承担实际操作,选派了一批管理人员去从事学院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市财政曾多次拨款建房子、买设备、购进图书资料,可说是尽量满足了需要。这样,到195810月,陶瓷学院便正试开学了。

改进瓷用化工原料

改进瓷用化工原料及辅助材料的生产,对于赶超“康乾水平”有重要的意义。过去,饰瓷用金多属本金,后来改用金水,但瓷用金水是从外国进口的,成本很高。如果自己能生产,就会大大降低成本。最早的试验是在景德镇瓷业公司(今称陶销)经理支持下,由魏忠汉、查鹏开始的。起初不稳定,不牢固,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试验,到19534月终于获得成功。我曾多次去看望他们,对于试验给予肯定和支持。国产金水试验成功后,自产自用,每年需要大量黄金,我们把它列入计划,报国家计委批准。这个问题的研究和突破,激发了各方面人才的研究、创新的积极性,紧跟着瓷用花纸也有很多改进和创新,瓷用颜料也能全部自己生产,于是成立了瓷用原料化工厂,因陋就简地借了天主堂的老房子搞生产,后来与上海一家内迁的印刷厂合并,在东郊新建了现代化的厂子。匣钵的研究也有提高,由以前的烧几次,提高到烧十几次、几十次。与此同时,几种失传的颜色釉也得到了恢复,形势非常喜人。所有这些,都是科研、生产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为陶瓷美术家评职称

在赶超“康乾水平”上,现有的老行家、老艺人起了突出的作用。建国以来,他们设计制作了一批批礼品瓷、国家用瓷、大饭店宾馆用瓷,创造了国家级的精品,赢得了世界级的声誉。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人没什么学历,没有学位,有名气而没有级别。于是,我们决定为陶瓷美术家们评职称,提高他们的地位。19599月,评出了第一批“家、师、员”(陶瓷美术家、设计师、设计员),其中,获“陶瓷美术家”称号的33人,获“设计师”称号的55名,获“设计员”称号的105名。在那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的时期,党和政府便明确作出规定,给他们以生活照顾,每月发给白糖、香烟等紧俏商品作补助,有的发工作服、技术津贴。吸收他们参加市内大的社会活动以担高社会地位,有小汽车的单位规定为他们服务。由他们领头组建创作室、试验组,给以充分的时间和条件,不限数量,不赶任务,让他们创造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新产品,从中选出代表性的作品送北京展出,送国家收藏,为祖国争光。这项工作,在陶瓷界震动很大,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会有这么高,会受到政府如此的重视,心情很激动,精神很振奋,早上班、晚下班是常事,离厂不远的美工人员晚上还回到工厂去加班。大家都愿意贡献自己一技之长,研究颜色釉的老艺人纷纷把秘方献出来给公家,一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也都带了徒弟。这项工作也有一些人不理解,认为我们这样做,是过高估计了他们的作用,脱离了工人群众。“文革”中有人就把这算作我的一条罪状,说这是搞“封资修”、“分化工人队伍”等等,也使一些人受牵连,戴上了各种帽子。但是,就在“四人帮”打击知识分子的艰难时刻,这些人还是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面向国际大舞台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瓷业生产条件大有改观,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原材料基地等,陆续完备,人才也不断得到了充实和提高,有老艺术家,有新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还有归国留学生。这样,我们就可以面向国际舞台了。

在国家安排下,我们开始开展了国际技术合作。我们曾派出两批专家分赴朝鲜、越南,帮助建陶瓷厂,从设计、生产过程到人员培训全部负责;接待了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派来的20多人的实习任务;接受了轻工业部分配的同苏联和东欧国家交换科研项目和资料的任务;接待了好几批国外专家来市参观考察;接受了大量的高质、限期、配套的涉外用瓷制作任务。这些事,我们都把它当作大事来办。制作涉外用瓷,产品质量要求高,投入的人力财力大,好的国家收购,次品不要,因而利润不多,工厂不大愿做。工厂既要完成常年的生产任务,又要承制涉外瓷,确实是个负担。有时市委要出面,召开紧急会议,进行政治动员。为了国家荣誉,工人们也都保质保量地按期完成了任务,所以,政治觉悟是很高的。瓷器在外交场合有重要作用,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水平,增进相互了解。记得苏联客人说过:“景德镇瓷器之多,是世界上无法比的。那么多品种,太好了,伟大、伟大!”。有的外国实习生说:“景德镇是世界陶瓷工人向往的地方。要学的东西太多,学一辈子也学不完。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可摆地球好几圈。你们的瓷器产品是齐全的,什么都有,不用求人。”当然,也有的外国专家考察后说:“你们工人经验丰富,但设备不行,科学研究也没有好好跟上去。”这些看法也是中肯的。

国家和省里的领导人,对景德镇的评价也很客观公正,有赞许,也有批评。认为,在涉外瓷上,还是景德镇的好,特别是青花瓷,别的地方做不了。但是,还不能说超过历史最好水平。邵式平省长曾设想,把景德镇建成一个系列化的完整的现代化瓷都,并担出要用科学手段搞好高精尖产品。我说宇宙瓷厂的名称,就有这个含意。当时曾设想创造出新型的金属陶瓷、耐高温高压的切削刀具瓷、不易破碎的钢化瓷,还有航天需要的特种瓷等等。不过,这需要几代人的不懈追求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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