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金村窑遗址
      龙泉金村窑兴起于五代北宋的一个重大原因之一，很可能由于“海上陶瓷之路”开辟以来，陶瓷外销贸易的激发。
      五代十国是中央军阀势力与南方沿海地方势力割据称雄的时代。北部中原政权兵戎相见，无暇他顾；南方地方势力，各自为政，摆脱中央控制，极力发展自身的经济产业，以巩固地方统治政权。吴越之地海岸线绵长，有杭州、越州、明州、台州、温州、福州等众多沿海港口，尤其明州（即今宁波）在唐时已成为我国海外贸易四大港口之一，又是“海上陶瓷之路”的主要始发港，因此，吴越发展海外贸易，占据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优势。钱氏对发展海外贸易经济也十分重视，曾广为招徕海客，大兴舟楫商贾之利，并设立“博易务”进行管理，以至于“航海所入，岁贡百万”。由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可图，一些与掌握军政大权有关的皇家亲贵、朝臣官员、地方豪绅等特权阶级人物也纷纷参与对外贸易活动。
      中国瓷器出口就其费用与安全来说，海路要优于陆路。海上贸易的拓展使晚唐五代时期的陶瓷成为与丝绸、茶叶比肩的大宗出口商品，此已为一系列考古发掘所证实。如1973年至1975年，在今宁波(即明州)姚江海运码头附近出土了700多件唐五代瓷器。在温州湾的洞头岛海域，也出土了不少唐五代的青瓷碎片。现代世界性考古成果表明：不管是陆上丝路所到的西亚,还是海上丝路东西洋航线所经历的东南亚、西亚、中东、东非沿海等每一处古址, 都发现大量唐五代时期的完整瓷器和碎片。之后宋元明时瓷器大规模的出口无疑亦只是循着唐五代时所开拓的路线、行销范围有所扩大而已。
      五代吴越瓷器的输出毋庸置疑主要为越窑青瓷，但除越窑青瓷而外，还应存在不少“越窑系青瓷”，浙江范围内的瓯窑、婺州窑、龙泉窑应该都是从属于这一窑系的。日本著名陶瓷学家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一书即对越窑青瓷和越窑系青瓷有所区分，并对海外出土的越窑系青瓷作了大量的介绍，提到出土唐五代越窑系青瓷的地点有埃及福斯塔特、爱扎布、库赛尔、东非沿海、伊拉克、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多处。所出土的越窑系青瓷器形种类如瓜棱形执壶、撇口斜腹碗、荷花碗、葵口碗、刻花盒、水盂等，不仅是唐五代越窑青瓷的典型品种，与同时代的瓯窑青瓷、婺州窑青瓷、龙泉窑青瓷也相吻合或部分重合。只是“越窑系”青瓷在胎釉造型工艺纹饰及种类等各方面都与越窑青瓷相近，而外界对其认识又几乎处于空白，所以很难辨析其中的异同，要明晰具体窑口非常困难。
      从相关考古资料来看，譬如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中，在出土“太平通宝”、“至道元宝”、“景德元宝”、“天禧通宝”等钱币的宋代地层中，除了越窑瓷器碎片，还有龙泉窑青瓷。这说明在北宋初期，龙泉青瓷已和越窑青瓷一同出口，而龙泉青瓷对外输出的起始时间则很可能早自五代。理由有二：
      其一从地理条件上看，龙泉地处瓯江流域，瓷器水运至温州港或经由温州中转至明州港均十分便利，而当时的瓯窑青瓷亦很可能利用港口优势生产外销瓷。朱伯谦先生《龙泉窑青瓷》一书里指出，五代北宋早期金村淡青釉瓷器在制瓷工艺上明显受到瓯窑的影响，与瓯窑青瓷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其中的原因便很可能是受外销市场的刺激，有意模仿瓯窑生产出口青瓷。
      其二，五代龙泉青瓷具备外销瓷所应有的质量和规模。唐五代向外输出的瓷器与宋元时相比数量并不算多，古代地理环境险恶，运输条件简陋，加之瓷器易碎，经由漂洋过海的中国瓷器来之不易，非常珍贵，使用的对象也大多是皇室贵族等上流阶层。所以生产外销瓷需要拥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也即要求产品在质量上具有竞争力。龙泉窑在五代以前制作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