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的考古发掘，为秘色瓷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出土标本与科技检测成果证明，秘色瓷在胎、釉、制作工艺、烧成方式等多个方面，均与普通越器不同。器物外壁无釉素烧碗的出土，也使法门寺地宫发现的秘色瓷金银平脱器物的制作工艺得以明晰。“秘色椀”铭匣钵的发现，更明确了秘色瓷是从制作伊始就按照其特有的烧成要求进行生产的，并不是越窑产品中的精品就成为秘色瓷。
“秘色瓷”这一概念目前最早见于晚唐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1]其不仅赞扬了秘色瓷“千峰翠色”般的釉色，而且直接指明秘色瓷产自越窑。此后又有徐夤在《贡余秘色茶盏》一诗中以“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2]向世人描绘秘色瓷类冰似玉、明月染水般的外观特征。自宋代开始，“秘色瓷”多见诸记载，如宋人赵令畤认为秘色瓷“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且“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3]。在曾慥的《高斋漫录》、叶寘的《坦斋笔衡》、周煇的《清波杂志》及顾文荐的《负暄杂录》中也有类似记述，都是从器物性质方面对秘色瓷作的解读。也正是从宋代开始，秘色瓷变成了青瓷最高水平的代名词，一些著名窑场亦将产品冠“秘色”之名[4]。另有自瓷色角度的解读，如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指出：“秘色特指当时瓷色而言耳。”[5]正因为众说纷纭，当时人们对“秘色瓷”的认识始终模糊且抽象。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内出土了13件套叠后置于一圆形漆盒中的瓷器，可与同出的《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账》石碑所载“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6]相对应，首次明确了这些器物为秘色瓷。另发现一件单独放置的青釉八棱净瓶（图一），尽管在衣物账上并无记载，但其制作的规整和釉面的匀净程度，特别是满釉工艺，均与前述13件瓷器相同，该八棱净瓶应同属秘色瓷之列。法门寺地宫的发掘使得原本抽象的“秘色瓷”概念有了明确的实物支撑。随着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考古调查发掘的不断深入，有关秘色瓷的新材料大量涌现，秘色瓷产自越窑的核心区域——上林湖，秘色瓷具有贡瓷的性质等观点已基本成为共识。
 
图一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八棱净瓶
然而，围绕“秘色瓷”的相关问题至今仍聚讼不已，主要集中在器物釉色、产品性质、产品质量、宗教内涵等方面。有认为“秘色”指釉色的，如李刚将“秘色”作“神奇之色”解，最初当为“碧色”，指越瓷精品的颜色[7]；高西省认为“秘色瓷”本意是指瓷器釉色极似秘草色，五代以后才引申为使用、烧制隐秘之意[8]。有认为“秘色”之称与贡瓷性质有关的，如陈万里认为秘色瓷因进御而得名[9]。傅知微、徐李碧芸等从品质角度，认为“秘色瓷”应指越瓷中的高等级产品[10]；赵宏、李三原等则从宗教角度，认为“秘色瓷”得名于秘密教供养的器物[11]。上述名实之争引发了一些问题，即何种越窑青瓷可称为“秘色瓷”？烧成质量好的越瓷是否都可归为“秘色瓷”？“秘色瓷”应该具备哪些特点？本文拟从考古出土材料与科技研究成果出发，结合历史文献，对“秘色瓷”的烧制、特征与装烧工艺等进行探索，以期为这些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
一、秘色瓷的专烧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定名与年代皆明确的秘色瓷，作为研究的标准器，可大致反映秘色瓷从胎釉原料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