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景德镇红釉瓶
　　由“郎窑烧造宝石釉之祭红”之说造成的郎窑红之名的出现，早不过清晚期，而肯定那些传世宝石红釉瓷为郎窑烧造的说法，也早不过嘉庆朝，而且这种肯定说法的臆测成分之大显而易见。另外，“郎窑红”为郎廷极创烧之说也只能是一种传说，它实际上并无肯定的内容。
　　1996年，我在上海博物馆集刊上发表了《郎窑及其作品研究——新资料的发现与启示》的论文；2012年，又发表了《郎窑相关问题再考》一文。两篇论文主要围绕清代康熙晚期景德镇的所谓郎窑瓷器进行了考证和研究。以下谈一下两文及对相关问题的主要认识。
　　郎窑红质疑
　　《郎窑及其作品研究——新资料的发现与启示》提出了问题，对现在所认定的郎窑红瓷器提出质疑；通过文献和实物两个方面考证了什么是可以肯定的郎窑瓷器；分析了郎窑的性质。
　　现今所能见到的清代前期地方文献、文人笔记和陶瓷专著中均无关于郎窑红明确记载，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许志进《瑾斋诗稿》，康熙五十四年(1715)刘廷玑《在园杂志》，雍正、乾隆等朝的《南窑笔记》、《陶说》、《景德镇陶录》和历朝的江西地方志以及清宫有关档案等，除《瑾斋诗稿》、《在园杂志》外，几乎所有前期文献连郎窑之名亦未涉及过，更不必说郎窑红这一种红釉瓷了。但童书业先生的《郎窑考》有引清雍正十三年(1735)嘉定人陆廷灿的《南村随笔》，其文曰：
　　正德、弘治、隆庆三朝皆有宝石有釉之祭红，而沪人专以属之宣德、万历，其与郎紫垣所仿者正复相慁。
　　我查阅上海博物馆所藏清雍正十三年本《南村随笔》，此版本为原刻本，全书共二册六卷。翻遍全书，有关陶瓷方面的记载倒有九处之多，但未见有童书业所引《南村随笔》之内容。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被今人称为郎窑红的红釉瓷瓶，此瓶釉色殷红如血，有开片，以白锁口，圈足有二小孔，底为白釉，白釉地上刻《乾隆御制诗》一首，题为《咏宣窑祭红瓶》，诗曰：
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画是空，数典宣窑斯最古，谁知皇佑德犹崇。
　　乾隆去康熙未远，但已不识其祖父时代烧造的名品，所以笔者认为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由于作品仿宣程度较高，另一方面可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郎窑红不了解，或者说根本没有郎窑红这一概念。
　　嘉道以后文献中，有关郎窑和郎窑红瓷的记载逐渐增多，如嘉道进士赵遵路的《榆巢杂识》，琉璃厂人所编《历代瓷器谱》和佚名的《磁论》等。值得注意的是，除《榆巢杂志》照搬《在园杂志》外，《历代磁器谱》和《磁论》均记录了郎窑烧造红釉之事。《历代磁器谱》一书，今己佚，仅见清末陈浏《陶雅》引用此书。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由“郎窑烧造宝石釉之祭红”之说造成的郎窑红之名的出现，早不过清晚期，而肯定那些传世宝石红釉瓷为郎窑烧造的说法，也早不过嘉庆朝，而且这种肯定说法的臆测成分之大显而易见。
　　可以确证的传世郎窑瓷
　　《在园杂志》记载的“仿古暗合、描金五爪龙洒杯、青花白地盘和脱胎极薄白碗”都是郎窑烧造。但没有提到郎窑红瓷器。
　　在传世康熙瓷中，有几个品种的作品，底部书“御赐纯一堂”款识。“御赐纯一堂”为谁之堂名？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康熙朝某一王府之室名。本人查实，“御赐纯一堂”是郎廷极的堂名，“纯一堂”之名是康熙帝玄烨钦赐给郎氏的。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程焯在《湘管斋寓赏编》中记述一幅元人《七子度关图》时著录了郎廷极在此作品上的题跋：
　　康熙乙酉春日，广宁郎廷极题七子度关图绢本，画极秀润，树石亦精，…&h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