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6日，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讲座教授谢明良先生应邀在复旦大学博物馆一楼报告厅为复旦大学师生带来以“高丽青瓷纹样和造型的省思——从‘原型’、‘祖型’的角度”为题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复旦大学文博系刘朝晖教授主持。
 
主讲人 谢明良教授 
      一、关于纹样与器形的省思
      讲座伊始，谢老师介绍了他研究中“原型”与“祖型”的概念。“原型”指在特定区域内统一造型或纹样系列中的最早型式，“祖型”则是被模仿的对象。借由三件十二世纪的高丽青瓷印花碗，谢老师向大家展示了“原型”与“祖型”在陶瓷研究中的重要性。
 
高丽青瓷印花碗（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高丽青瓷印花碗（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高丽青瓷印花碗（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第一件高丽青瓷（图1）印纹中的牡丹花叶造型为大叶下带两片双勾形小叶，这与十世纪晚期至十一世纪初的一件定窑白瓷（图4）上的印纹十分相近。类似的印纹还见于同期的耀州窑青瓷牡丹纹注壶与河南登封出土的两件白剔花注壶（图6、7），不过其中有一件叶纹的双勾较平均，可能为十一世纪初的作品。谢老师指出，这种叶纹的祖型来自金银器（图8），上述十世纪后期耀州窑、磁州窑登封类型的叶纹就是原型，而十一世纪初双勾较平均的叶纹是演变型。
    同时，还有两件牡丹纹印花高丽青瓷也可在中国找到不同的祖型。一件印纹（图2）与台北故宫藏的定窑印花碗（图5）相似——该定窑印花碗年代可推为十一世纪中后期，而另一件（图3）的年代则推为十二世纪前期。若韩国学者对这三件高丽青瓷均于十二世纪烧造的推定属实，则可发现，高丽陶工在一百年中，同时模仿了中国三个时期的作品，其上牡丹印纹的不同并非演变，而是同时接收三个不同时代中国标本的结果。
 
中国北方白瓷印花碗 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定窑印花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河南登封窑白剔花注壶（日本白鹤美术馆藏）
 
河南登封窑白剔花注壶（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银镀金宝相花纹贝形盒（私人藏）
    再看器形。谢老师以纸槌瓶为例，他指出，张公巷出土的纸槌瓶（图10）一定比清凉寺出土的（图9）晚，因为前者有圈足，而后者的祖型是伊斯兰平底玻璃器（图11）。然而，纸槌瓶的问题也相当复杂。舶来的西方纸槌瓶不止一种样式，因此各地陶工选择仿效的“祖型”器物可能也不同，需具体分析。此外，上述高丽瓷在同一时段仿造中国不同时段的案例，在造型上亦有体现。如高丽瓷在十二世纪同时有五花、六花口（图12、13），前者流行于唐末五代，后者则是宋代的典型样式。至十三世纪，高丽瓷还见有五花口、铁绘的造型（图14）——铁绘以仿铜扣是中国十三世纪的流行样式。
 
汝窑瓶 底部（河南省宝丰清凉寺遗址出土）
 
张公巷窑瓶 底部（河南省汝州市张公巷遗址出土）
 
伊斯兰玻璃瓶（江苏省南京市长干寺地宫出土）


高丽青瓷象嵌五花口碗（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高丽青瓷印花六花口碗（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高丽青瓷五花褐边圆盘（韩国湖岩美术馆藏）
      二、高丽青瓷和宋代官样
      高丽青瓷受中国影响的渠道很多。一方面，高丽陶工可能曾透过宋代礼书来烧造祭器，如有“淳化三年壬辰太庙第四室享器匠王公佶造”铭文的青瓷豆；韩国龙仁郡西里窑出土的簠也与《新定三礼图》所见簠类似。另一方面，尽管众多学者均已从熏炉等器物入手，比对过汝窑与高丽青瓷的相似性，但两者可能并非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而有共同的官方参照：《营造法式》。谢老师提醒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