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名在西周初现，“何尊”铭文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民”， 《诗经·大雅》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查其语境，概指以河洛汇聚之地为中心的地区，是肇基于“西土”的周人对夏商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的称呼。此乃“中国”原义。此“中国”一定是以对一个更广大的地理和文化空间的普遍认同为前提的，大空间既定，才会有“中”，有“四方”。在西周，这个空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是“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的“禹迹”，大约与流传至今的《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范围相同。 随着此空间范围内文化的交融整合和可以真正落实“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强大政体的出现，原义的“中国”降格为“中原”，“中国”逐渐成为这一广大空间及其统治政体的简称，沿用至今。此“中国”为广义的“中国”。学界对“最初的中国”的探索，多用此广义，意在探讨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偶然萍聚，是晚近“想象的共同体”，还是有最初的雏形，筚路蓝缕发展壮大而来。如果有，如何定义和认定？可以上溯到何时？
 
何尊铭文：宅兹中国
      先秦文献中明确记载着三代前的“中国”：黄帝征伐四方造就英雄征战版的中国；尧“历象日月星辰”，“光被四表，协和万邦”，构建天文版的中国；禹划定九州，开辟地理版的中国。但上世纪二十年代，“古史辨”起而帝系崩，重建的担子落在新生的考古学肩上。
 
傅斯年
      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接受傅斯年梳理古史建立的“夷夏东西”框架，从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夏）和龙山文化（夷）中提炼出彩陶和黑陶两大标志性特征，将当时主要的史前考古发现均纳入到这两大文化系统中，以考古发现呼应古史记载，其中隐含对黄河流域的偏重。
 
苏秉琦
 
一九八一年，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模式
      一九四九年以后，重要考古发现仍然集中在黄河流域，“黄河流域中心”模式或“中原中心论”依然主流，描绘出史前黄河流域以其核心影响力将各地区维系为一个整体，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雏形的图景。但“周边”地区的重大发现持续震动学界，一九八一年，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模式，强调各地区的平等和独立，如庖丁解牛，提刀四顾，将混沌一体的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史前文化整体发展分解为各地区文明化进程，但惜未言明失去黄河流域的强大维系力，各区何以成为一体。严文明随后以“重瓣花朵”模式整合“中原中心”和“区系类型”，将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独占花心之正位，四方辐辏，终成主导，“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
 
张光直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
      几乎同时，张光直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指出约公元前四千年，各地区随着文化的发展，彼此密切联系起来，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淡化核心，强调互动，并明确提出：“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这是对“最初的中国”最清晰，也最具考古操作性的表述。准此，可以将“最初的中国”的考古学定义表述为：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在同步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