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在景德镇设立御器（窑）厂，专门烧造御用瓷器，御窑瓷器及其生产，是对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与绝对权力的重要体现。在皇家品质的要求与带动下，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也由此走向巅峰。景德镇不仅成为中国的瓷都，也成了世界的景德镇。
      御窑瓷器对于皇权的反映，集中体现在皇帝对于御窑瓷器由生产到使用全过程的绝对控制。这种控制不仅贯穿于御窑瓷器从设计、制样起的整个生产流程，在其使用、以及生产与使用之间的部分同样有所体现：例如对于产品的筛选与检验。筛选与检验的过程是产生落选品的过程，而对落选品的处理方式，则将其对皇权的体现推向了极致。
      以明代为例：“明代御器厂对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至迟在永乐时期就确立了打碎掩埋的制度。洪武、永乐时期的掩埋地点主要在珠山以南靠近御器厂的围墙处，打碎后倾倒在平地或低凹处，堆积比较厚，所占面积比较大，一次处理的数量比较多，说明其是隔时集中处理的。宣德时期的掩埋地点分布比较广泛，在珠山南北都有发现，采取的是小坑、小堆和小型片状堆积的掩埋方式，操作细致、认真、严格，除宣德初期集中处理了一批库存的永乐朝的落选御用瓷器外，处理宣德朝的小坑、小堆、小型片状堆积分布比较分散，每个遗迹内出土的瓷器数量也不多，并且大多都打破或叠压宣德窑业堆积层，其上又覆以宣德时期的窑业废弃物，这说明宣德朝的落选御用瓷器可能是随时处理的。正统时期不再单独挖坑或堆堆等，而是利用已有的沟槽等，即将落选御用瓷器打碎倾倒在沟槽里。成化至嘉靖时期的掩埋地点集中于珠山东侧和北侧，是顺着由窑业堆积构成的小山的坡面倾倒，堆积层普遍较薄，面积较大……”。
      可见，即使是烧制失败的落选品，皇帝也不会允许其流入民间。对于落选品的严格控制与相对极端的处理方式，既是对如今御窑遗址中大量出土遗物来源的解释，也是御窑厂内遗物形成集中堆积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也是我们需要进行御窑瓷器修复的根本原因：这种逐渐地、相对集中地遗物堆积方式，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发掘的手段，得到相对齐全的器物残片以及可与之对应的较为清晰的年代序列；这使大量御窑瓷器的修复成为可能，也令修复器物更具学术价值。
      正因如此，对于景德镇御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对出土器物的修复始终相伴；作为陶瓷修复的主要负责人，也会亲自参与考古发掘。对于遗物出土情况的直观把握，与御窑遗址出土瓷器的考古修复是相辅相成的。1983年至1999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配合市政建设，先后对御窑厂遗址进行了12次抢救性考古发掘。2002-200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珠山北麓与南麓两个地点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2014年，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御窑遗址中部偏西位置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每次集中发掘结束后、整理过程中，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均主要负责出土器物的修复工作。
 
1994年清洗明洪武、永乐地层出土瓷片）
 
1994年 修复场景）
 
1994年 修复场景）
 
1994年 修复场景）
 
1994年笔者(邬书荣)修复出土梅瓶，瓷片多达600余片）
 
2002年在御窑厂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2003年 修复2002年御窑遗址发掘出土梅瓶）
      近期，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正在修复的一批御窑遗址出土瓷器，系2014-2015年御窑遗址发掘出土器物的一部分，这批器物集中出土于龙珠阁北侧。以修复本次发掘出土的仿龙泉青釉碗、红釉盖盒等器物的过程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御窑瓷器的初步修复过程：从器物残片被发掘出土并按出土单位（层位）存放，至考古修复基本完成，大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