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举世闻名。公元907年，作为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重要节点的唐帝国灭亡，五代第一个小王朝“梁”立国（史称“后梁”）。同年，雄踞燕山北麓地区的契丹族异军突起，契丹部落联盟可汗耶律阿保机称帝，公元916年正式建国号“契丹”，建立以汉人居多数的契丹帝国（后一度称“大辽”），逐渐统一北方中国。契丹辽帝国（公元907～1125年）长期占据北中国的历史舞台，融合燕山南北的胡汉文化，与南中国五代、北宋代表的汉族文化长期对峙，从不断争战到和平相处，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学者更多关注“唐宋变革”的影响，而忽视了唐帝国之后的北中国契丹辽帝国的情况。越来越多考古资料表明，契丹辽帝国在诸多方面承继了唐帝国的传统，辽朝曾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文化。
　　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作为当时最为重要的都城，其都城规划和建设等方面都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曾对唐朝属国——粟末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国上京城和日本国奈良时代平城京等的营建产生重要的影响。
      唐朝灭亡后，中国古代帝都不再像以前，主要局限于中原地区（以洛阳为代表）和关中地区（以长安为代表）的东西分立，而是开始出现了南北摆动的新阶段。即北中国的契丹辽帝国首都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上京临潢府（燕山以北），对应的是南中国五代北宋的首都在河南省开封市的东京开封府。金朝首都从金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迁到金中都（今北京市宣武区和丰台区境内），对应的是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统一的元帝国首都元大都在今北京市。明帝国早期都城在南京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后迁都到北京顺天府（今北京市）。清帝国定都燕京，沿用明北京城。这种变化与唐帝国以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北方民族建立的帝国，与汉族集团不断争战、共存、融合，逐渐建立胡汉一体的中央集权国家密切相关。契丹辽帝国统一北方地区，开启中华帝国的新纪元。其后北方民族集团不断南下，金帝国挺进中原，元帝国统一中华，最后清帝国在元明二朝的基础上，奠定现今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国家的版图。
　　就中国都城的规划和平面布局而言，在唐朝以后也出现了重要的新变化。综合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北中国的辽上京城和南中国的北宋东京城，从城市规划设计理念和平面形制布局等方面考察，各成系统，均对后世都城的营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尝试从考古材料出发，结合相关文献对辽上京城和北宋东京城的规划和平面形制布局进行初步研究，进而对“辽上京规制”和“北宋东京模式”及其影响做些探讨，求教于方家。
　　一、隋唐长安城的规划和布局
　　隋大兴唐长安城（简称隋唐长安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城市规划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隋大兴城始建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规划整齐。依次营建有宫城、皇城和郭城（外城）。宫城、皇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再北为大兴苑。宫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492、东西宽2820米。正南门广阳门（唐称承天门）为一门三道。宫城中部为宫殿区，皇帝正衙大兴殿位于南部。东为太子宫，即东宫，西为宫人居住的掖庭宫。皇城紧靠宫城南侧，中隔横街，无北墙，东西两墙与宫城墙相连向南围合。皇城正门朱雀门，北与宫城正门广阳门相对，南经朱雀大街与郭城正南门明德门相通。文献记载皇城内有东西向街道7条，南北向街道5条。其间立中央衙署及其附属机构。郭城内由若干条东西向、南北向的街道划为若干坊（分属大兴、长安两县）。郭内遍布官衙、王宅、寺院和道观，东西各置一市（都会市和利人市），还开凿了三条水渠。

　　唐朝沿用隋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