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仰韶文化“陶鹰鼎”，又称“鹰形陶鼎”，定名依据主要是其以鹰之两足、尾作“三足鼎立”支撑状的外形特征。本文通过对其文化背景和形制功用的综合分析，认为豫西、关中等区域在仰韶文化中期既无用鼎传统，又无随葬陶鼎的葬俗，泉护村“陶鹰鼎”形制与功用不符合陶鼎的特征，应是盛酒用的陶尊，在特殊活动场合用作祭器或法器，与商代盛行的鸮鸟造型青铜酒尊在形制和功用等方面有相通之处。因此，将其称为“陶鹰尊”或“鹰形陶尊”更为贴切、合理。仰韶文化中期，豫西、关中等地区率先开启了社会复杂化进程，各类原始宗教仪式等活动逐步成为社会上层的政治统治手段，陶鹰尊等特殊物品开始具备象征权力或身份地位的功能，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识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仰韶文化“陶鹰鼎”是我国史前时期的一件珍贵文物，因其造型独特、工艺精湛而备受关注，堪称一件兼具实用功能的史前艺术品。在以彩陶为特色的仰韶文化中，“陶鹰鼎”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整体以鸟类为造型的陶质生活容器。“陶鹰鼎”1957年发现于陕西华县太平庄，1958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在对华县泉护村考古发掘时，对其发现地进行了清理，并在《华县泉护村》考古报告中公布了发掘信息［1］。关于“陶鹰鼎”的定名，《华县泉护村》称作“鸮鼎”，后苏秉琦先生提出“其实叫尊更合适”，并称之为“黑光陶大鹗尊”［2］，但苏先生并未对此展开讨论。此后，学界对这一器物的名称问题讨论不多，基本沿用了“鼎”的器名，称其为“陶鹰鼎”或“鹰形陶鼎”。我们认为，目前定其器形为“鼎”的叫法值得商榷，苏秉琦先生的观点更为恰当合理。现从文化背景和器物用途等视角试做分析。 
一　文化背景分析
M701所在的太平庄与泉护村相邻，同属于泉护村遗址。泉护村遗址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考古发掘，继1958年之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1997年再次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3］，两次发掘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确认其为一处以庙底沟文化（即仰韶文化中期）为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现存面积达93.5万平方米，泉护村庙底沟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
（一）M701文化性质和年代
M701位于泉护村遗址西南边缘，为东西向竖穴土坑墓，南北宽0.6～0.8米，东西长2.7米左右，平面呈两端略宽、中部狭窄的亚腰形，未见葬具遗痕，墓主人为30～40岁的女性，仰身直肢，头向西。随葬器物有骨笄2件、骨匕14件，石斧、石铲、陶钵、陶釜、陶灶、陶小口单耳平底瓶、“陶鹰鼎”各1件。骨笄交叉置于墓主人头顶下方，骨匕重叠地压在右肱骨及前臂骨上，右手下方放置石斧及石铲，陶器均放置于墓主人脚下。（图一，图二）
 
《华县泉护村》将M701判定为泉护一期文化，其年代不早于这一文化的Ⅲ段，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期最晚阶段。最近有学者指出M701的出土遗物与泉护一期文化有明显差别，而与灵宝西坡墓地相一致，主张将其与西坡墓地同归为仰韶文化晚期［4］。灵宝西坡遗址是近年发掘的仰韶文化中期大型中心聚落，首次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墓地。墓地发掘者指出，泉护村M701的墓葬形制、墓主头向、葬式、随葬品的种类及陈放位置、性质与年代等，均与西坡墓葬和随葬器物相同或相近［5］。再参考三门峡南交口［6］、垣曲下马［7］、宝鸡福临堡［8］、岐山王家嘴［9］、蓝田泄湖［10］等时代略早或略晚遗址所出的陶釜、小口平底瓶等器物演变规律，泉护村M701和西坡墓地的同类器明显可纳入其演变序列之中，它们代表了同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西坡墓地处于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与仰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