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麟(1837—1925)，字振卿，历城县西乡东红庙庄人。咸丰八年(1858)21岁中山东乡试举人，同治四年(1865)28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他从翰林院庶吉士做起，累官至都御史(俗称总宪)，与六部尚书相当，是济南进士中少有的一品官员。张英麟一生为官至勉，恪尽职守，为臣至忠，每饭不忘，为人至善，视友如亲，为子至孝，“躬侍汤药，衣不解带"。他人生中的奇特之处，一是以编修之职命值弘德殿行走，二是以汉员身份出任蒙古旗副都统。
      在清朝，“弘德殿行走"是专属称谓，其实际含义是充任同治皇帝的老师，正如后来的“毓庆宫行走”是光绪皇帝的师傅一样，其地位远高于上书房行走和南书房行走。《同治朝上谕档》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十二日，“上谕翰林院编修张英麟在弘德殿行走"。这其实就是张英麟担任帝师的任命状。
      晚清重臣翁同龢先后出任过弘德殿行走和毓庆宫行走，是同治和光绪二帝师，但在任帝师前，翁同龢曾任陕西、江西学政。与他比起来，张英麟出任帝师的资格低很多，尽管入选翰林院编修是晋升的最佳通道，但编修充其量只是个七品芝麻官，以如此低级别的职务出任弘德殿行走，实属“异数”。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张英麟的学问、人品、书法都出类拔萃，无可挑剔，得到了破格使用；二是掌握大权的两宫皇太后慈安和慈禧对张英麟高度信赖，委以重任。尽管后来没有做几天帝师的工作，但《清史稿》评价他说：“英麟早励风节，并无愧师儒。"
      清朝在官员任用制度上与历朝均不同，是满汉复职，满人在前。虽然大量起用汉人为官，但实际排列顺序为：满人、蒙古人、汉军、汉人。满蒙贵族享有优先权，许多职位是满蒙专属的，汉人不能担任，小到笔帖式(满语，文书之意)，大到咸安宫协理大臣，銮舆卫掌卫大臣，内务府大臣，均为满蒙人专任。有的国家机构，如理藩院的大小官员，几乎没有一个汉人。八旗官员也全部是满人、蒙古人和汉军，其组织构成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分京营和驻防两大类，京营八旗的任务是守卫京师。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会改官制”，张英麟以汉侍郎(从二品)身份升任京营中的蒙古旗副都统(正二品)，是清朝历史第一人，具有特殊的破例意义，体现了晚清政府改革的意图。
      l992年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由顾廷龙先生主编的《清代硃卷集成》，共420册，收录了清代从康熙到光绪年间的乡试、会试、五贡等硃卷8235份，涉及进士近l2000人。在第28册59-79页，有进士张英麟的档案记载，从中可以窥见张英麟的籍贯、出身、家族成员、老师、科举试卷等内容，大体为四类。
      一、生辰八字。档案记载：张英麟，字振卿，号枕青，又号菊坪，在家排行老三，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十四日，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学附生，“世居西乡东红庙庄”，当时已“移居城内布政司大街"，“民籍”出身，中进士之前，为“镶黄旗觉罗官学汉教习”。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科举档案内容，是士子应考时自己填写的，为了增加取中进士的机率，也是为了高中后有一个好的分派，清代考科举的士子，往往都会少报年龄，张英麟少报了四五岁，是为“官年现象”，“官年”与“实年”一般有1到6岁的出入。1984年8月19日，济南西郊红庙乡红庙大队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时，发现了张英麟的墓志铭，上面有一段话：“公年而二十有一，举咸丰戊午本省乡试”，也就是说他在1858年考中了举人，以此推算，其生年为1837年，如果去掉虚岁，应为1838年生，而不是他填写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

 
      二、祖宗八代。档案记载了张英麟的始祖一直到他下一代人员的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