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乘佛教造像的興起、唐代盛世天龍山石窟的皇家唯美風格，乃至明清宮廷漢藏造像皆與中古世紀開始的犍陀羅藝術具有無法分割的絕對依存關係。自從東漢明帝夜夢金人，遣使天竺，求寫經像，當時在洛陽的安世高即是中國佛教文獻紀載的第一位訪華、來自貴霜帝國（Kushan，古代犍陀羅地區，由大月支人所統治的王朝）的譯經高僧。後貴霜時代的犍陀羅佛像更對五胡十六國的北涼及敦煌造像影響十分深遠。華北北魏帝國的諸多石窟龕室佛像直接承襲北涼「涼州模式」的犍陀羅造像藝術，北魏神龜元年（AD 518年）時，胡太后要在洛陽建造北魏第一大塔「永寧寺塔」時，也派遣敦煌人宋雲和比丘惠生前往犍陀羅進行佛像樣式的考察。大唐盛世西行取經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也多次述及犍陀羅遺址造像。本次展出的《彌勒菩薩頭像》即是明顯受到犍陀羅藝術風格影響的劃時代名品。上述文獻皆印證古代犍陀羅造像藝術具有穿越古今、非同凡響的重要性。
 
彌勒菩薩頭像 一~三世紀 犍陀羅地區 綠片岩 H.36cm
      貴霜王朝跨國交流 君權神授藝術源頭
      「犍陀羅」(Gandhara)係印度西北的古代地名，地理位置相當於現在巴基斯坦的北部白夏瓦(Peshawar)地域，此地是由興都庫什山脈通向印度平原必經之路線。自西元前五至前四世紀間即受波斯帝國的統治，此後有希臘、大夏、安息、貴霜等在此征戰建國，角逐歷史舞台。犍陀羅原是繼承印度早期的佛教文化傳統，前331年亞歷山大大帝入侵後，此地便成了希臘的殖民地，因而產生了印度與希臘二種文化相互混合的特殊面貌。貴霜帝國時代（西元一世紀中葉至230年左右）的犍陀羅地區為一跨國性、文化交流的絕妙相融地帶，計有希臘羅馬、波斯、印度及中亞文化薈萃聚集於此。此時期興起了以東方佛教題材為主軸，卻採用了西方希臘造像系統的表現手法，形成了融會多元風格的犍陀羅造像藝術。摒棄「自來不以形像來表現佛陀」的印度傳統慣例，發展出新的佛像藝術樣式。
 
青年佛陀坐像 一~三世紀 犍陀羅地區 綠片岩 H.63cm
      二十世紀30年代起，法國考古隊就在犍陀羅地區掘得不少波斯薩珊王朝錢幣，同時也有貴霜帝國鑄造的金幣。貴霜帝國第二代帝王閻膏珍(WimaKadphises)鑄造發行的金幣主要是根據羅馬帝國金幣規格鑄造，此一金幣正面的貴霜帝國閻膏珍大王頭戴高帽，蓄留絡腮鬍鬚，身穿長外套和厚重皮靴，完全是屬於一幅中亞草原民族的粟特(Sogdian)或塞種人(Saka)形象，卻鐫刻著希臘銘文；金幣背面則為印度婆羅門教崇拜的濕婆神，充分顯示出不同文化巧妙並存的情況。貴霜王朝鑄造正面帝王及背面濕婆神的金幣也闡揚了其獨樹一幟的「君權神授」信仰。日後，北魏帝王復興國教，在首都平城西北武州山南麓開鑿大型皇家造像雲岡石窟，崇奉的如來英雄君主帝身石像即是佛王一體的代表。林梅村指出，二世紀中葉以降，稱雄中亞和印度的貴霜帝國內亂迭起，迦膩色迦王（Kaniska,和印度阿育王Asoka齊名的護法闡揚佛教名君）、胡維色迦(Huviska)、波蘇提婆(Vasudeva)繼立，群雄對峙爭霸，貴霜帝國分裂，數以千計的大月氏人紛紛亡命避走中亞，再把佛教藝術的種子沿絲路而行帶入中國內地，向長安、洛陽、太原等地傳播。
 
佛首殘件 一~三世紀 犍陀羅地區 片岩 H.17.6cm
 
彌勒菩薩首殘件 一~三世紀 犍陀羅地區 片岩 H.20.3cm

 
佛陀立像 一~三世紀 犍陀羅地區 綠片岩 H.112cm
      特展圖錄兩大主題 佛傳故事宗教雕塑
      2016年應真藏特展中的多件造像皆體現了犍陀羅藝術的多元美學特色。本此展出青黑色的片岩石雕及部分泥塑雕像，約略可分為佛傳故事和佛教造像兩大主題。帝釋窟說法、太子射箭及勉學、初轉法輪、佛陀誕生及梵天勸請等皆為一系列的佛傳故事；佛首殘件、彌勒菩薩頭像、佛陀立像等則為富含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