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拄拐杖的人，他把碗拿在手里反复数波浪纹，心存疑虑，就来找我，他知道我是负责设计的，一时间没能找到就直接找到了生产科长汇报，科长找到生产指挥部，一级级汇报上去，后来报到广州的外贸公司，广州方面回答说扯不上敌我矛盾，没有什么关系，不是政治问题。但厂里有人把此事汇报给了龙泉县公检法，立刻引起公安局的重视，问为什么是12个波浪，是不是用国民党的党徽来为国民党招魂，反攻倒算？事态立即升级，被作为“反革命”案件立案审查，矛头也转到我这里，说我是始作俑者，我于是把图纸翻出来一张张审核，上面大红公章证明我绘的是15个波浪而不是12个波浪，于是撤消了对我的怀疑，我才得以舒了一大口气。但是那个女同志没有逃过劫难，被判了刑，坐了半年牢。通过这个事情，我对设计图案更是小心又小心，自己跟自己说，不能掉以轻心。
    龙泉瓷厂在“文革”中维持着生产，广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是我们获取出口订单的一个渠道，作为设计人员，我有时被派去参加广交会，参加订货，包括和外宾打交道。1968年4月，我去广交会，离开时是5月3日，准备回龙泉，可是龙泉两派武斗正厉害，交通瘫痪，我无法回去，当时厂部给我发来电报，让我回老家待段时间，何时回来等他们通知。因此我就折回老家江西宜春住了一段时间，瓷厂给我寄工资和粮票。在老家无事，我去了趟景德镇买毛主席像章，到母校陶院去转了转，看见七十多岁的老教授被劳动改造，搬砖头，心里很不是滋味。离奇的是，我在家乡时，被当地造反派看见，他们竟然怀疑我从广州回老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怀疑是不是里通外国，到老家来串联的？还派人到龙泉去调查，问为什么我在宜春呆了那么长时间?这情况是我回到龙泉后才知道的，瓷厂的党委秘书对我说，你们老家的人真差劲，还来到我们这儿了解你去广交会的情况，我们回答说：夏侯文接触外宾是工作需要，我们对他是完全信任的……将宜春外调的人顶了回去。这件事让我对家乡有点失望，也对龙泉增添了一份感情。
   
 

上垟溪，溪边是龙泉瓷厂总厂厂部大楼

 

位于上洋镇的龙泉瓷厂

 

夏侯文在龙泉瓷厂的旧居

 

夏侯文在龙泉瓷厂


 
夏侯文在设计图稿
 
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人人紧张，处处怀疑．正常人被搞得神经病似的。由于我小心谨慎，虽说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整个“文革”期间，造反派抓不到我的辫子，幸免被冲击。上班时我伏案设计画图，下班后也不串门、不与人闲聊，更不到干部、领导家去串门，就在办公室看书或加班，由于我任劳任怨、肯吃苦，工厂的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但都一致认定，我有钉子精神，是个埋头工作的人。
    上垟这个地方比较闭塞，开门见山，出门爬坡，条件虽然艰苦，但自然环境比较好。我是大学生，工资比较高，也比较会过日子，不浪费。我第一年的月工资是42块5，第二年就涨到了57块，一直拿到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时。我—人在外，生活还是挺有计划的，第一个月工资买三个月的饭票，第二个月的工资寄父亲，第三个月工资存起来……星期天休息或下班后太阳没有下山前，就去山坡上铲地、种菜，我种的南瓜最大的有37斤重，苦瓜有一尺多长。1967年我结婚后更是如此，常常把这些吃不了的瓜果蔬菜拿到丈母娘家去喂猪。我在龙泉生活得还比较自如，也喜欢我的这份工作，身在龙泉就要为青瓷的发展作贡献，是我的事业所在。记得当时参加过浙江省组织的接待日本青瓷考察团的任务，活动结束后，日本朋友送给我一本龙泉青瓷资料册，上面详细地记载了龙泉青瓷的发展史、古窑址的分布情况，以及大量精美的龙泉青瓷的彩图。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震动，龙泉青瓷在日本和韩国有着很大影响，很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