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至十世纪的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发展的时代。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文化艺术的昌盛，在当时处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唐朝著名诗人杜甫在《忆昔二首》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唐朝立国不久，首先是很快恢复发展了农业，使唐朝的社会经济大大地超过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国家迅速地富庶起来。随之而来的是诗歌、绘画、雕塑等文化艺术的繁荣。唐朝的画家，有文献记载可考其身世的就有四百多人，留下了很多作品，表现的题材十分广泛，绘画方面在人物、山水、花鸟，动物，民间风俗、宫廷生活、中外关系等都卓有成就。就工艺美术部门来说金银器、铜质器皿、漆器、螺钿、竹器、木器、象牙雕刻、丝绸纺织和锦缎刺绣等方面都达到历史的高峰。陶瓷生产也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以州命名的各人窑系，如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长沙铜官窑、邢窑、定窑、巩县窑等在南方和北方先后建立起来，魏晋南北朝隋代的青瓷，白瓷、釉中挂彩的釉陶工艺的创新，为唐三彩的制作在工艺上准备了条件。
    唐朝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在追求生活奢侈的同时，从皇室、官吏、大地主、大商人到普通士庶之家还形成一个厚葬的社会风气。唐三彩是一种高级艺术品，除生活用具之外，还特别表现在殉葬品上。厚葬之风的盛行对唐三彩釉陶的需求量急骤增加，客观上也推动了这种工艺的发展。唐朝中央政府有专门的官府衙门来分管明器。《唐六典》：“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凡砖瓦之作，瓶缶之器，大小高下各有程准，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作。(别敕葬者，供余并私备。)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当圹、当野、祖明、地轴、诞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队舆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所有以瓦木为之，其长率七寸。”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唐代官僚殉葬的明器，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等级数量及尺寸的限制，有的人物形象高达1.6米，和真人一样大，真是：“近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官府按照等级发放明器，一些开明的官吏多次上书请求减少发放数量，抑制这种厚葬之风。政府也多次下令，明确规定缩减数字。但不起作用。官吏们除了按等级领取之后，还到市场去买。到盛唐时期．这种风气愈演愈盛。不少地区考古发掘的一些唐墓，没有任何官阶，连一方墓志铭都没有，而出土的三彩殉葬品都为数甚多。长安唐代著名的市场一西市，在考古发掘中于密集的商店区有不少唐三彩釉陶发现，这可能就是经营三彩釉陶的商店。这样唐三彩就越作越多，越作越精。这也是唐三彩釉陶在唐墓中广泛出土的一个重要原因，厚葬的需要促进了唐三彩的大量生产。
    由于经济基础的雄厚，政治上的稳定，促进了对外通商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根据文献记载，唐王朝曾与许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频繁的交往。首都长安拥有一百多万人口，每年有大批外国人，包括使节、僧侣、留学生、商人和我国境内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来到长安。唐高宗时期，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长安回国，统率的部属就有数千人，唐德宗时期中亚的胡客也有四千多人长期住在长安，唐代文化遗址，墓葬出土的陶俑中的胡人俑，石刻艺术上的胡人形象就是证明。长安城里设有鸿胪寺、礼宾院等专门接待外国客人。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与周围的国家，包括波斯、阿拉伯、东罗马帝国、朝鲜，日本等的经济文化交流很活跃，特别是西域邻国。经济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