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仿古小组后，我们开始模仿和参照一些古代青瓷的造型，根据专家提供的古瓷釉配方的实验数据，进行拉坯、装饰、施釉和烧制。李怀德师傅第一次叫我干的活是修一把木瓜壶口沿上面的一条棱线，很细小很精细的那种线。以前我是做粗瓷碗的，粗瓷碗不需要很精细的装饰线，所以木瓜壶口沿上的线我一直都修不好。于是，我对师傅说，这个太难了。师傅说，你现在做的是仿古瓷器，不同于做粗瓷碗，你要把心静下来，要小心翼翼的，马虎不得。师傅很严厉也很耐心地批评了我。从那时起，我在师傅的指点下，知道仿古青瓷不同于普通的粗边瓷碗，这是做精品，不是放“卫星”，要心细，要把心沉下来，不能毛糙。那时候厂子里的条件很苦，碾磨、配料、拉坯、上釉、烧制，每道工序我们都得先给师傅做下手，仔细揣摩，细心领会，不然，怎么能学到真本领。经过几年的磨炼，我在师傅的指导下，基本掌握了仿古青瓷的各种工艺和技术。有次去北京参观学习，在故宫博物院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传世的南宋时期的青瓷珍品，使我大开眼界，真正的古瓷珍品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真叹服古人的精湛技艺和烧制技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像古人那样的青瓷艺术珍品。 
17岁的徐朝兴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师生修坯
我们做仿古青瓷的时候，国家轻工业部的李国桢高级工程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梅健鹰教授，浙江美术学院的邓白教授，浙江省轻工业厅的劳法盛、叶宏明副总工程师等都先后来龙泉帮助我们做仿古青瓷。那是非常好的机会，当时我经常向他们请教问题，学习技术知识，知道了许多有关龙泉青瓷的奥妙。龙泉青瓷真是了不起，怪不得这些大专家都来这里搞研究、搞考古、搞鉴定。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为了破解古代青瓷烧制工艺和技术，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还对大窑、溪口、金村等古窑址进行了深入地挖掘，采集古代青瓷残片、残器作为标本供研究单位使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化工研究所、轻工业部硅酸盐研究所等国家科研单位，对青瓷考古标本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古代青瓷的胎、釉构成的原料成分和相关数据。我们龙泉瓷厂的仿古小组，就根据专家分析出来的胎、釉成分与数据进行仿制和试验。1959年我们完成了制作建国10周年人民大会堂用瓷的任务，特别是以《凤耳牡丹瓶》为代表的一批仿古青瓷产品，使几乎失传了近三百年的龙泉青瓷得以延续。1960年，仿古小组仿制青瓷的新成果和新工艺不断，像青白瓷结合釉、青瓷堆花、青瓷开光、青瓷点彩、哥釉仿制和大件花瓶等，都是那两年搞成的，这些新产品胎质细腻、釉色稳定，仿制工艺和技术也接近古瓷，受到了专家的好评。在仿古小组的四五年里，我虚心向师傅学习，学会了龙泉青瓷传统烧造技艺的一整套工序，包括配方、拉坯、修花、烧成等，还帮助浙江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们烧制作品，像李松柴、陈淞贤，当时我都帮他们烧制过作品。 
1963年徐朝兴在浙江美术学院与师生合影 徐朝兴（右三）、邓白（右四）
    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遇，我是可以在大学当教师的。那是1963年，浙江美术学院陶瓷系为配合毕业生实践教学，建了一座倒烟窑为学生烧制陶瓷，需要一个掌握制陶技术的工人去做教学辅导，于是就把我从龙泉借调到美院。当时陈凇贤教授还是学生，他们班里总共有6个学生，平时设计的作品都由我试烧。我和他们班同学相处得非常好，现在我和陈淞贤还经常来往，他现在已经是美院的名教授了。我本来是做几天就要走的，可是美院教学需要懂得烧制技术的工人，就索性把我留下没让我走。我当时思想很先进，是共青团员，在美院里参加教师的团支部组织生活，到教师食堂去吃饭，享受的是老师的待遇，美院没把我当外人。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没有东西吃，在教师食堂吃饭，营养比较好，本来我个子是很矮的，那时我突然长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