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青瓷研究所在上洋镇的旧址
    1976年，我被当时青瓷研究所所长毛松林看中，把我调进青瓷研究所工作，从事新产品设计与研制。其实青瓷研究所就是在原来仿古小组的基础上成立的，也是作为总厂所属的一个设计分厂，不过，研究所设计出来的样品和做出的青瓷模母是要送到其他分厂进行批量化生产的，也就是说，青瓷研究所实际上就是出样品的。那时我虽然年轻，但在技术上还是比较过硬的，工作非常积极，在产品设计上也屡屡创新。最早我做《小鹿烟缸》，是探索性地搞设计，之后，慢慢地就有了《孔雀玲珑灯》、《中美友好玲珑灯》等。那时我们还可以参加各种陶瓷竞赛与评比，搞一些新的设计，去参加竞赛。1979年我做的《中美友好玲珑灯》，被作为外交部的国家级礼品赠送给美国友人，后来被收藏在美国的白宫里。
    1980年，我36岁那年，当上了青瓷研究所的所长。1979年厂里叫我去上了几次党课，写了入党申请书，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多久就宣布我为研究所所长。我真的是一步登天的，在这之前我还是一个普通工人。那时所里有所长、副所长、设计室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我才是个工人，这样一连上了六级。我忐忑不安地对领导说，我一直当工人，出勤出力，没有管理经验，还是请领导另选别人吧，这个担子我挑不起。领导没有答应我的要求。我想过，“文革”时我是四类分子子弟，政治上是抬不起头的，厂里想用也不敢用。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才一下子被提拔到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来，像做梦一样。后来我还是承担下了这个职务。
    当研究所所长不容易，一定要懂技术，不懂技术是领导不了那些技术工人的。记得有个副所长原先是专门搞管理的，对技术这方面不是很全面。当时有批活需要加班，其中有道工序是翻模，工人说那批活加班要加七个班，副所长说那我要跟徐所长汇报，工人一听要向我汇报，知道蒙不过去，马上就说只要加三个班。后来我把工人叫到我这里跟他们分析工作，最后只加一个半的班就把那批活完成了。说明什么呢，说明领导一定要精通技术，否则很难管理技术工人。
    当所长思想上也要有个门槛。1988年青瓷研究所从上垟镇搬到龙泉市里，我上面管生产技术，下面管基建工程。我做事是有原则的。有人说，徐朝兴你把研究所的基建给我做，我给你建套房子。我说不可以，你如果参加投标，投中了我给你做，但绝对不能这样来获得基建工程。我哥哥到现在对我还有意见，当时他女儿一直想调到研究所，是我铁面无私地拒绝了，我不能利用职权把亲戚调过来。当时我们所里精兵强将总共只有三十多人，个个都是技术能手。当时我是龙泉市优秀共产党员，龙泉市党代会的代表，在所里，我又是党支部书记，还管思想教育，那么多人看着我，不严格要求自己我是走不到今天的。
当所长不仅技术上要好，思想领先，还要出精品，获大奖，才能服人。1981年我做了一件一米多高的《迎春大花瓶》，被收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们行业内的全国陶瓷创新评比像奥运会一样，四年一届。第一届是1978年，那次我们整个浙江连一个三等奖都没有，抬不起头。1982年是第二届，省轻工业厅厅长鲁哲把我们省各个陶瓷厂的厂长和研究所的所长都召集到杭州，说我们省在第一届陶瓷比赛中连个三等奖都没有，这届比赛一定要拿奖。其实在前一年厂里就非常重视这件事，为比赛还专门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由我来主持设计参赛作品。当时我设计了一个直径52厘米的《迎宾大挂盘》，是超青瓷挂盘直径历史记录的。没想到，这个大挂盘拿了一等奖，而且获得艺术瓷总分第一，现收藏在中南海紫光阁。由于比赛中我总分拿了第一名，技术上比较拔尖，1985年省里授予我“劳动模范”称号。记得鲁哲厅长为此还专门送了喜报，表扬了我，说我为浙江争了光。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