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龙泉青瓷刚刚恢复的阶段，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很多部门的重视，瓷厂所在的偏僻山村来了许多专家名人，我是仿古小组的成员，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更多的机会聆听他们的教诲和指导。其中轻工业部的陶艺专家李国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梅健鹰教授，浙江美术学院的邓白教授，省工业厅的劳法盛、叶宏明副总工程师等，都使我获益匪浅。在我的人生中，我认识的这些领导、艺术家、专家和学者都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在技术上、在艺术上、在思想上、在精神上都曾经给予我不尽的支持、帮助和鼓励。我真的很感谢他们，也非常怀念他们。
1959年，浙江美术学院的邓白教授曾经在龙泉亲自指导我们设计青瓷。当时省政府成立了一个龙泉青瓷恢复委员会，邓白教授就是省里指派来龙泉的。记得国庆10周年前夕，国家下达给龙泉瓷厂一个任务，为国庆设计青瓷餐具，瓷厂非常重视，专门请邓白先生设计餐具造型。我当时是一个学徒工，厂里指派我为邓白先生设计的餐具做模具。你想邓白是陶瓷研究专家，大学教授，让我一个学徒工来给他的设计做模具，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情。那时厂里很穷，没有什么好的设备，工具都是非常旧的，一些刻花的刀具也都是我们自己做的。由于国庆用瓷的生产，龙泉瓷厂得到轻工业部的支持，给我们拨款，改善条件，也扩大了青瓷生产，龙泉青瓷的影响力在当时很大。1963年我到浙江美术学院给邓白、陈淞贤翻制模具，那时邓白先生大约五十几岁，我还不到19岁，和他们接触以后我感觉到青瓷有很深的奥妙。在浙江美院的四个月时间，是我人生中印象最深的一段时间。我们那个时候在厂里，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么多有关青瓷的资料。于是，我一有空就跑到图书馆去翻阅资料。就这样，我和浙江美院来往多了，受美院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也就大了。那时候在龙泉，我就想好好学门手艺，让自己有口饭吃。我学艺的条件比别人要好点，我们设计组对一些技术问题，讨论很多，记得很晚的时候还在那个破厂房里讨论。邓老师广东口音非常浓，我有时还听不大明白。 
徐朝兴在浙江美院与师生合影 邓白（左六） 陈淞贤（左五） 徐朝兴（左三）
    有一次，我晚上在烧窑，邓白老师和中央工艺美院的梅建鹰、南京艺术学院的陆续之三个人来了，说给我画张画。他们三位教授每人都给我画了画，他们的画现在我还留着呢。在学院里，老师和学生画图纸，我翻制模具和烧制，记得烧了四窑，有两百多件作品。当时的《双耳牡丹瓶》就是邓白老师设计的，我帮他做模具和烧制。他这个瓶后来在我们厂里批量化生产，销量很大，都是出口的。
    我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梅健鹰教授也有很深的接触，也学到了很多实践性的东西。记得我在帮他们烧制陶瓷成品的过程中，对他们的造型和设计也有一些深入的理解，并不时地征求他们的意见，也形成了我对图纸设计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可以说，他们这些教授工作态度是非常严谨的。比如梅建鹰教授的设计画稿一般都是在九宫格上画的，我帮梅建鹰教授做的东西其实要比邓白先生更多些，梅建鹰教授在龙泉呆的时间也长些。我记得那些美院老师画的图纸都是非常标准的，而我在帮他们打模型的时候却是要变掉的，要有修改，这曾经也引起过争议。为什么呢?比如梅建鹰老师画图纸是非常标准的。有一次我给他做坯胎稿的时候，他在边上看。他说，小徐小徐，你怎么把我的型变掉了啊?我说，梅老师，我是特意将你的这个型修得瘦一点，陶瓷是有百分之十六到百分之十八的收缩率的，坯泥有一定的重量，在烧成过程中会沉下去的，所以我将你的画稿上的型根据这些因素改变了一下。这种造型的改变是根据实践经验来的，等烧成了以后就会还原为你要的型。如果按照你原来的图纸进行制作，那么烧成了以后就不是你想要的型了。梅教授图纸上的瓶型是比较饱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