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代发现齐陶文以来，陶文资料日益丰富，陶文研究不断深入，齐陶文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齐系陶文”中临淄陶文、邾陶文、新泰陶文、沂水陶文、莒陶文、诸城陶文均有大宗发现，滕州、济南、临邑、桓台、沂源、青州、昌邑、临朐、胶州等地也有零星出土。齐陶文研究可积极推进战国文字研究、东周陶器断代分期研究、古代齐鲁地理研究、齐国政治制度研究、齐国手工业制造研究、齐国量制研究、齐国陶文与别国陶文的关联等齐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制造陶器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物质天然性质的开端，是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陶器在烧制前胎体较软，烧制后硬度不大，且易于保存，故而率先成为文字或纹饰的有效载体。早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就出现了人类在陶器上刻划图形或符号的现象。这些图形或符号，有学者认为是象形文字的滥觞。陶文是指钤印、刻划、书写于陶器上的文字或具有一定文字性质的符号。通常意义上的陶文，特指陶制器皿上的文字遗存，而陶制器皿一般分为量器和盛器两大类。广义陶文则泛指陶质材料上的文字遗存，包括陶制器皿文字及砖、瓦（瓦当）、钱范、封泥等陶质器物上的文字。
一、齐陶文及其著录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空前发展，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遍使用的陶器上，官府监管需要留下督造印记，民营需要留下验证标识，从而带来陶文的盛行，战国陶文也成为古文字研究的重要分支。作为当时社会状态的真实反映，陶文为研究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参照，对战国史研究裨补阙遗有所广益。
1.齐陶文的学术研究范围
学术研究中的“齐陶文”是指“齐系陶文”，包括以齐国为中心的鲁、邾、滕、薛、莒等有着大致相同的地域性特点的东方陶文体系，齐系陶文又细分为齐莒文字和邾鲁文字两个分支。1959年，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将战国题铭进行了齐国题铭、燕国题铭、三晋题铭、两周题铭、楚国题铭、秦国题铭等六分；1989年，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将战国文字分为齐系、燕系、晋系、楚系、秦系，并对各系文字作了系统研究。这种分法并不以国家分类，而以地区分类，如齐系并不是仅包括齐国，晋系、楚系也是几个国家的合称。现今，学界对战国陶文的研究仍然沿袭齐、燕、晋、楚、秦的五系分域法。
２.齐陶文的发现者陈介祺及其收藏
同治十一年（1872），陈介祺收得即墨“陈悍”陶文，题记：“，残瓦，壬申五月六日得之邑于姓，出即墨古县。”“瓦器残片出潍之东，甚古，有印文曰陈，当是陈氏之族，‘’字不可识。同治壬申五月六日己丑得之于姓”，这件出土于齐国大邑即墨故城遗址的陶文，是齐国陶文的首次发现。此后，陈介祺开始持续收购陶文，尤其是在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四年（1878）间得以大量购藏。至光绪六年（1880），陈介祺已累计收得陶文四千余件，是年曾自撰“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联。至光绪九年（1883），其复题“陶文今将及五千”。陈介祺的陶文研究有《簠斋陶文释存》，系陈介祺所藏近900件陶文题跋，由王献唐代当时山东省立图书馆购得，装订成册，现藏山东博物馆。1937年，“陈氏藏陶归于青岛博物馆。据当时亲手检视这批文物的学者记录，陶文共约4800件。仔细查阅拓本，绝大多数都是山东的出土品”。1982年，李学勤“建议以足本《簠斋藏陶》作为基础，广采各家，编印陶文总集，附以一部分器物摄影，必能蔚为大观。”惜陈介祺“将及五千”陶文及近900件的陶文题跋，“存世”而未“面世”。2006年，日本中村申夫选编了陈介祺旧藏古陶文拓本457件，编为《簠斋藏古陶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