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云:五代十国时期广州梅县水车窑瓷器考述——以南汉昭陵、德陵出土青瓷为线索
2024/8/4 12:52:02
五代十国时期,梅县水车窑延续唐代窑业发展,其产品除供应一般民用市场,南汉政权还参考唐制,将其所产青瓷纳入“土贡”之列,并借鉴了部分器物刻“官”字款的实物税监管方式。同时,水车窑还数次为南汉帝陵批量生产随葬青瓷,使其在当时南汉辖域的窑业中具有特殊地位。南汉政权对水车窑瓷器的使用和监管方式,暴露出统治阶级对王朝政权合法性、正统性的重视与强调,是南汉国中央集权意识的侧面体现。
一 南汉昭陵、德陵出土青瓷基本情况
1954年,在广东番禺大岭田乡石马村,发现了一座五代时期的砖室墓,前室虽历经数次严重盗掘,但考古工作者仍在墓室东壁器物箱中清理出了石器、瓷器、陶器、铁器、漆器等遗物。其中包括瓷器33件,含4件青釉夹梁盖罐、20件青釉六系盖罐、2件青釉四系大罐、2件青釉四系小罐、4件黄釉六系罐、1件黄釉四系罐。4件夹梁盖罐均为丰肩、敛腹,形制饱满,肩部立有六个带孔板耳,其中有四个板孔两两成组,形成两组互相垂直的卡扣,罐口覆平弧盖,盖两侧各塑有一个条状带孔横梁,覆盖时横梁可恰好置于卡扣内,并通过孔内穿绳或木棍,在提携时使盖密封不晃动。器物胎体灰白,通体施青釉,局部由于烧成温度不均等缘故发色不匀,或发黄,或发青、发褐,釉面遍布细密冰裂纹,局部裂纹明显,形成“金丝”线,并有局部釉层轻微剥落现象,外壁施釉及底,胎釉结合处较整齐,胎体较致密。四罐大小除细微差别外基本一致,考古清理简报所述规格为:罐通高19.4厘米,腹径15厘米,底径7.5厘米,口径7.2厘米,盖高2.1厘米,盖口径9.3厘米,盖翼高5厘米。这四件夹梁盖罐中一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一:1〕,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一:2〕,两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图一:3〕,出土时三件有残。此外,另有青釉六系盖罐20件,均丰肩、敛腹、带盖,肩上置六枚扁泥条形系,器物大小略有不同,罐约高16厘米,口径7厘米,肩径16厘米,底径8.3厘米,盖约高3.5厘米,口径9.8厘米〔图二〕;青釉四系大罐2件,均有盖、丰肩、敛足,肩部置四系,其中一罐通高21.3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8.9厘米,腹径17.5厘米,盖高4.4厘米,盖口径11厘米,另一罐通高20.3厘米,口径7.7厘米,底径8.5厘米,腹径17.1厘米,盖高4.2厘米,盖口径10.3厘米;另有青釉四系小罐2件、黄釉六系罐4件、黄釉四系罐2件。根据报告所揭,该墓出土的青釉四系、六系盖罐的胎质、釉色和烧制方法等均与上述夹梁盖罐相同。
〔图一〕 南汉昭陵出土青釉夹梁盖罐
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2. 故宫博物院藏 3. 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二〕 南汉昭陵出土青釉六系盖罐
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2. 广东省博物馆藏
关于该墓的性质,考古发掘者最初认为此处仅为一座贵族或宦官墓葬,不似皇陵规格。而在1975年,麦英豪先生发文,专述他再次赴石马村调查后发现刻有“乾和十六年四(?)⋯⋯”等款识的砖文,结合文献记载等综合考证,麦先生认为该墓为五代十国南汉中宗刘晟所葬昭陵。刘晟于“乾和十六年春二月卜葬域”,故此墓应于乾和十六年春夏之间建造,此说法后来得到普遍认可,与《南汉春秋》和《大清一统志》等的描述相一致。《南汉春秋》载:“昭陵山在会城东北,旧通志载中宗陵寝在焉,故名。山南有石人石马各一,今尚存云。”《大清一统志》载:“博大山在番禺东北四十里,下有铜鼎溪,今堙。其东有昭陵山,南汉陵寝在焉。”刘晟卒于乾和十六年(958),而该墓出土青瓷的生产时间应不晚于此时,应为958年前不久。
与南汉昭陵这批青釉瓷器极相似者见于2003至2004年发现于广州小谷围岛的南汉德陵。南汉德陵墓主人被推测为南汉烈宗刘隐,逝于911年,917年被追尊为烈宗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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