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员在清理后司岙窑址地层时发现的瓷质匣钵层
唐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一诗里，描绘了一种巧夺天工的越窑瓷器，它似青如黛，夺得千峰万山之翠；它夜半盛露，如同嵇康斗酒残遗之杯。“秘色瓷”由是化作一阙传说，成为后世无限倾慕、穷极寻觅的至宝。
 
后司岙遗址发现的“官”字款瓷质匣钵秘色瓷盏
然而，“秘色瓷”究竟为何物？莫非所有顶级越窑瓷器，都可被称作“秘色瓷”？
答案终至1987年有了分晓，法门寺地宫惊世重现，其中一块《衣物帐》石碑如目录般一五一十道出真相，将世人的目光聚焦至唐懿宗为礼佛而恩赐的“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之上。
自是，如这十三件胎质细密、釉色盈润的越窑青瓷，便作为“秘色瓷”派遣至当代的前驱信使，引领我们踏上了一段失落传奇的重访之旅。
接下来，“秘色瓷出产于何处？”便成为了考古学家最急于破解的谜题。
 
后司岙遗址发现的“官”字款瓷质匣钵残片
秘色瓷前史
秘色瓷的窑址，与越窑紧密关联。位于今浙江上虞的早期越窑，曾作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一度掌控着行业的前进方向。东汉时期，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便出现于此，六朝时这里亦是中国青瓷的生产中心。
2013-201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上虞市文物部门联手，在上虞曹娥江沿岸的禁山等地开展考古工作，揭示出早期越窑东汉—三国—西晋时期的发展轨迹，率先叩开了秘色瓷的“前史 ”，并一举摘得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早期越窑建立在山下水边的山岙处，烧瓷的龙窑沿山坡布设。龙窑形如其名，呈狭窄长条形，利用山势的自然坡度，提供使窑中热气向上运动的抽力。
这种窑炉建筑方便，装烧量大，烧造温度高，气氛较易控制，早期越窑青瓷的烧制成功，就与浙江从夏商时期起便使用龙窑烧造原始瓷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早期越窑龙窑炉
唐代以前，越窑青瓷几近独领风骚，约等于当时中国瓷器所能达成的最高成就。待至李唐一世，“南青北白”的大格局逐渐形成，但作为后起之秀的北方邢窑、定窑白瓷，也只能刚刚与越窑青瓷分庭抗礼。迨至越窑青瓷祭出“秘色瓷”这一杀手锏，皇室贵胄遂为之倾倒。
清朝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 • 秘色窑》中称，五代十国的吴越国钱氏皇族，甚至直接将秘色瓷据为己有，“臣庶不得用”；迄今发现的多座吴越国钱氏墓葬，如吴越国第二任君主钱元瓘墓中，即发现有类似法门寺秘色瓷的珍品，可为佐证。
虽然“秘色瓷”之“秘”字作何解释，学界尚莫衷一是，但其大抵有“珍奇”之意，应是不虚。
 
苏州博物馆镇馆之宝五代秘色瓷莲花碗
历史上，秘色瓷从釉料配方到烧制工艺都秘而不宣，作为一种皇家专用之物，有机会见识秘色瓷的人少之又少。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瓷器？很长一段时间无人知晓。图为苏州博物馆镇馆之宝五代秘色瓷莲花碗，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釉色如冰似玉，被认为是五代年间秘色瓷标准器。
窑厂藏在湖底？
2015-201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家单位联合开展考古工作，终于找到了秘色瓷的产地（并再次成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得主）——浙江上虞东部不远、同处宁绍平原的今慈溪上林湖一带，即是晚唐、五代时期高质量越窑的生产之处。
如今上林湖波光粼粼，群山四围，上林湖越窑的最核心区域，便位于上林湖西南岸的后司岙。考古领队郑建明和他的同事曾日日乘船，往返于上林湖。如今的上林湖水位已高于当年十余米，因此静谧的湖面之下，也藏留着秘色瓷窑场的部分踪迹。
 
上林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