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景德镇一些有识之士处于爱市心切，杜撰了一个“China”即来自于“昌南”谐音的神圣命题。其逻辑是：英语中的“China”即指中国，又代指瓷器，而景德镇是瓷器的故乡，曾俗称“昌南”。于是，“昌南”——“China”便顺理成章了。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推论！景德镇的各种媒体、各级领导无不欢欣鼓舞，广为传播，甚至省级和中央部分媒体也欣然接受，参与宣传。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听到不同的声音。
      笔者也曾激动过，但仔细想来，又觉得许多地方说不通，想批驳它又嫌史料不足难以服人，也就搁了下来。近来搜寻到了一些相关资料，觉得有理有据，于是，近乎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先说说英语中称中国为“China”的源流。查阅一下新版《辞海》就会知道，原来“古代印度、希腊和罗马等等地人称中国为Cina、thin……后在佛教经籍中译作支那、至那或指那等”。如唐代名僧玄奘，在其所著《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他与印度戒日王的一段对话：“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在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是也’。”摩诃至那就是大支那的意思。《慈恩法师传》也记载：“三藏至印土，王曰：‘支那国何若？’对曰：‘彼国衣冠济济，法度可遵，君圣臣忠，父慈子孝。’”玄奘所谓的“文教之邦”，正可看出他对“支那”的具体描写。据冯庆钧《西域地名》考证：支那（Cina）是“梵文边鄙之称，原为雪山以北诸神之名，后以为‘中国’之号。那么，支那为什么用作中国之号？其本意又是什么？还须作进一步的考察。
      与玄奘相去不远的唐代高僧义净，曾由海路往印度取经，归国后又曾在东（洛阳）西（长安）二都主持译事，著译甚丰。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说：“且如西土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这一有名无义的说法，得到比义净稍晚的唐代高僧慧苑的纠正，他在所撰《华严经音义》曰：“支那，此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制作，故此得名，即今汉国是也。”宋释法云的《翻译名义集》则说：“支那，此云文物国。”这是两部专讲梵语语义的辞书，当是可信的。与之佐证的，则是近代对梵语文学有精湛研究的苏曼殊大师，他在《曼殊全集·书扎集》中所作考证认为“支那一语，确非秦字转音，印度古诗《摩诃婆罗》中已有支那之名，《摩诃婆罗》乃印度婆罗多王朝记事诗，婆罗多王言：‘尝亲统大军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
      考婆罗多朝在公元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时。当时印度人慕我文化，称智巧耳。”这就足证，“支那”一辞不仅有“义”，而且是古印度人对中国的尊称，包括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友好感情。至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侵吞中国，采用佛经中对中国的称谓，不称中国国号而称“支那”，妄图以此来侮辱中国国格，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从史料分析，早在印度婆罗多王朝，约相当于我国殷商时期，印度就有代指中国的“支那”之名。古代印度高度发达的文明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对欧亚两大洲产生过巨大影响，以“支那”（thin、sinal）称谓中国，正是古希腊、古罗马接受印度现成说法的例证。而英语中对中国称“China”，便是从希腊、罗马语中转换而来。
      那么，英语中“China”一词，语意既指中国，又指瓷器，这是怎么回事呢？拒以上分析，代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