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工艺，获得“革新能手”称号
    进入研究所第二年，老师为了让我们提高技艺，设计了一个青龙碗，周围是玲珑雕刻，碗中心一条盘龙，是手绘完成，每天我们只能画六七条，老师傅们一天最多也只能画10条。肖邦建老师看到后，觉得大家的效率太低，就想能不能用印章来代替手绘。他把我找来，让我具体去操作试验。因为木印和石头印章都不适宜印在坯体很薄的泥坯上，我想起帮家里买米时，在新市场见过一个老人家印章刻得很好，还能刻皮印。那时，会刻皮印的人很少，头一回见，印象就很深。于是，我拿着纹样就找到这位老人家，请他雕刻龙纹皮印。后来，我跟老人聊熟了，了解了老人一些情况：老人名叫李辉，曾经是国民党一位军官。1949年后，因为有一门刻印章的手艺，就摆个摊谋生。他应该有一些艺术功底，这个盘龙纹很复杂，线条密集，大概有5厘米，他刻了四五天，收了10块钱，刻得很好。之后，我拿着这个印章，在肖老师的指导下尝试印在泥坯上。印泥主要由色料、甘油和树胶组成，如果它们之间的比例没有调整好，印出来的纹样就会出问题。比如：甘油多了太润滑，印出来的纹样颜色就浅而且扩散；树胶起凝聚的作用，要是甘油太少就会粘坯；同时，还要根据季节不同进行相应的调整，尤其是春天，天气潮湿，甘油吸水，要放在火上把它烤干才能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们掌握了调配印泥的比例，将1000多年来都是以手工绘制的青龙纹以“以印代画”的方式呈现出来，打破了常规，半个月就完成了5-10年的工作任务。后来，《工人日报》报道了此事，研究所也因此授予了我“革新能手”的称号。
    1965年，“文革”开始。当时提出“破四旧，立四新”，花花草草都属“四旧”，于是，进行了内销瓷改革。研究所安排林家湖、王德和、邹图华和我4人到王仙镇的新民瓷厂，参与日用瓷的新画面设计。由于当时瓷厂的彩绘人员水平不一，林老师和我共同设计了一个《人民公社好》的瓷碗，工人们画出来却很难配套。后来，我同林老师商量，是否可以把纹样画在模板上，再刻成镂空，用喷枪把花样喷出来，这样就能提高功效。林老师觉得这个很可行，可是找不到能刻花的师傅。到了礼拜天，正好赶上王仙镇上赶集。我上街看到一个铜匠，50来岁，摆了很多铜锁，还有一些家具上包边的铜角装饰品，做得很细。后来我把碗拿给他，问他能不能用铁皮做一个碗形，上而刻镂空的图案。他没做过，文化也不高，把平面变成立体有一定的难处，但他人很聪明，就试着做。第一次做小了，又反复做，把碗的模型，皮子的规格大小都定好，最后终于成功了。接下来焊接，再把纹样刻好，留出空格。我拿到这个镂空的铁皮碗给林老师看，林老师很高兴。于是我们把铁皮碗套在泥坯上进行“喷花”试验，烧出来的碗，纹样统一，色彩均匀，比当时的手绘效果更好，于是我们就开始了釉下五彩日用瓷的批量生产，在当时提高了生产效率几十倍。后来，全县各个瓷厂都组织来学习“以喷代画”的新工艺，办了3期培洲班，我负责带了200余名学员，在内销瓷的工艺改革中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20世纪60年代用”以喷带画”的方法制作的《农林牧副渔图纹碗》
进入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釉下五彩进入了一个普及宣传的阶段。我被派到衡阳界牌瓷厂做技术援助。当时界牌瓷厂调来了一个烧窑的师傅，跟我同姓。他原来只烧过白瓷，对烧彩瓷不了解，按照白瓷的升温曲线烧彩瓷往往效果不理想。烧白瓷主要注重瓷泥中铁的还原，不涉及色彩还原，而各种各样的颜色在不同的还原气氛下产生不同的色度。为了能烧出好的色彩，每晚我都陪着他一起烧窑。我从色彩上辨别，陈师傅就不断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