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必须感谢中国美术学院手工艺术学院对我的邀请，他们清楚地知道我既不懂青瓷也不熟悉有关手工的文化批判史，但是他们的胸襟宽广，恰恰希望听取相邻领域的声音，着促使我更诚实地表达浅见。面对这场跨界对话，我思考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对手工制作赞美、留恋甚至膜拜？这中情怀的源头在哪儿？
      工艺史研究者喜欢将这个源头追溯到我国古代文化。的确，对以器物为象征的雅致生活的美学追求，是宋代和明代文化生活的典型特征。但是古代文人赋予器物的一整套美学价值，并不必然与手工制作本身联系在一起。应该承认，鄙视手工劳作，热衷于用雅、俗之别在艺术家和匠人之间深挖鸿沟，这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基调。
  我国古人在赞美精湛的手艺时形容它们为 “鬼斧神工”，要是过于精巧的手艺妨害了正确的价值追求，则贬其为“奇技淫巧”，然而不论是褒是贬，古人讨论的都不是手工制作本身的价值问题。在古代，一切器物都是手工制作的，因此一件器物不可能仅仅因为它是手工制作的，便获得特殊的价值，只有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由手工制作所代表的生活面临工业化的挑战而行将消亡之际，手工制作才成为一个问题，突显于人们的视野。
      过去十几年来，我感到身边对于手工、工艺等等相关概念的宣传，实质是对在工业化社会中渐行渐远的手工劳作精神的宣扬，而不是对手工制品的品质的宣扬。如果这个感觉不错，那么时下讨论的手工问题就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它所代表的那种情怀产生于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1。所以不仅仅从古代传统中去寻找它的源头。如果仅在古代传统的上下文中研究，我猜只消几个月时间，你就会发现你出发时一心像寻找的、独立于文人趣味之外的手工精神，总是无可救药地于文人趣味纠缠在一起。
    对于手工精神的宣扬不是孤立的，它伴随着对整个手工时代的缅怀，在这种风气下，代表“物质文化遗产”的古镇建筑，代表“为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老手艺，纷纷被修复——有些是被重新发明出来的，成为观光者乐于消费的对象。这派气象仿佛是一出大戏的重演，其中许多场景，都让人想起威廉.莫里斯在其《乌有乡消息》（1890）中的描写：“他给我们讲了很多事情，特别是关于居民离开市镇迁居乡村的情况，关于那些生长于市镇和生长于乡村的居民逐渐恢复了它们各自失掉的生活技术的情况。他告诉我们说，放弃技术的情况由一个时期达到很严重的程度，不但在乡村或小镇里找不到一个工匠或铁匠，这些地方的居民甚至忘记了怎样烘制面包，比方说，在沃林福，面包是和报纸由伦敦的早车一起运来的。......年老的工人慢慢地把手工技术传授给比较年轻的工人。例如，使用锯和刨子的方法啦，打铁的方法啦，等等；......他们热心地认真研究一些在过去被认为是十分琐碎的问题，例如，乡村洗衣服的肥皂中所包含的碱质和油脂的适当比例，或者一只羊腿应该在热水达到多少温度是才可以放进去煮......” 
      莫里斯出了是现代设计的奠基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他的名言“我从不设计自己不能亲手制造的东西”很好地表达了他对手工的推崇。他赞扬哥特时代的大教堂和中世纪的羊皮书，认为两者代表了自发、快乐的手工劳作和无私合作的至高境界。他对手工的眷恋之情的背后，是他对机器的憎恨，他认定机器取代手工，并不是为了解脱人的劳动，而是为了生产出新的需求，从而成为世界市场无限扩张资本的帮凶。这样，他就把机器取代手工看作人的异化的根源，而对手工的宣扬，则成为对资本主义的抗争。我想，虽然今天距《乌有乡消息》的出版已过去一百二十余年，但讨论手工精神，仍然无法绘回避这些问题。
      在莫里斯笔下的乌托邦中，手工终于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