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冯先铭的钧窑情

 

冯先铭(1921-1993),中国古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早年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西语系。他家学渊源深厚，受其父冯承钧（历史学家、翻译家）的影响，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上世纪四十年代应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主要从事中国古陶瓷的研究、整理、收购、编目和古窑址的调查鉴定等工作。几十年来，他跋山涉水，亲赴全国各地考察了一百二十多个城市的古瓷窑遗址，采集了大量的古陶瓷标本，并从全国各地收集与收购两万件瓷器，充实了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三十多年来，他还焚膏继晷，致力于古陶瓷书籍的编纂和著述，曾发表论文数十篇，编著多种陶瓷名著，可谓著作等身。特别是，他和全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学者安志敏、安金槐、朱伯谦等一道，成立《中国陶瓷史》主编小组，编纂《中国陶瓷史》。从1975年发起倡议到1982年正式出版，共用7年时间完成了这一黄钟大吕式长篇辉煌巨著，填补了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八千余年的历史空白，成为中国第一部陶瓷经典之作，实为功德无量。
在钧窑方面，他继1950年陈万里先生来禹州考察钧窑之后，多次来禹州考察，发表《钧窑诸问题》等重要论文，编《中国陶瓷史》时，他分工撰写唐、五代、宋的章节，对唐代花瓷与钧瓷的关系，钧窑的起始年代，钧官窑的性质，以及金元时期的发展状况等钧窑发展史上的重大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如他说“钧窑的早期历史，仍然很不清楚。七十年代末期，在小白峪（实为神垕下白峪，作者注）村发现唐代花瓷窑址，窑址遗物有黑釉彩斑装饰的碗罐、拍鼓等，提示了钧窑早期与唐代花瓷有关。”他还说：“钧窑创烧始于宋而不始于金。1974年至1975年，在钧台窑的发掘中，发现有‘宣和元宝’钱范，还有底部刻有一至十的数目字和故宫所存器物相同。它提示，‘北宋晚期是钧窑的鼎盛时期。’关于钧台窑的性质，他说：“禹州城内八卦洞地方发现的宋窑遗址出土的标本证明，八卦洞窑是宋代烧造宫廷用器。”冯先铭先生，一贯治学严谨，考证有据。他这些在钧窑方面的学术观点，对钧窑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也证实了上述论点的正确性。
但是钧官窑的烧造年代，近几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见解各异，冯先生在他的《有关钧窑诸问题》一文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遗憾的是从钧台窑址出土的标本还看不出这个发展过程的脉络。”
这可能是引起争论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可以看出冯先生对钧台窑考察的深入细致和他的远见卓识。
我对冯先铭先生过去只闻其名，未曾谋面。1977年冬，在神垕镇的下白峪村首次发现了唐代花瓷窑遗址，标本带去请他鉴定，他和李知晏先生（古陶瓷专家）一眼就看出是唐代器物，当他得知是在神垕钧瓷的集中产区内发现时，非常高兴，说这是一次重要发现。他说：“神垕是钧窑集中产区，多年来一直未发现唐代窑址，这一发现，对研究钧窑的发展史，将起重要作用。”我们带了两块唐代花瓷拍鼓残片，他看后就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初次接触，见他衣着整洁，温文尔雅，一派学者风范。以后，因为工作关系，接触逐渐多了起来，在长期的交往中，既感到他的学识渊博，又感到他为人之亲切，很愿意和他交往。上世纪80年代，他亲来神垕考察唐代花瓷和其它钧窑遗址时，到神垕镇《钧瓷志》编辑室找我们交谈。当他看到一块神垕下白峪唐代花瓷拍鼓残器时，提出要把那块标本带回北京，因收集的唐代花瓷标本大部分送人了，剩下这块是下白峪唯一的有代表性比较好的一块，冯先生提出要带必有重要用途，只得忍痛割爱，让他带走。到2005年，对神垕唐花瓷，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测试，向北京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