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焰一一助燃，在人书相映、交织淘染的过程中而体味着“至乐”之境。
      魏启后所说的“玩书画”实为其精神在自由状态下所体现出的“游”，是没有功用目的的“游戏”。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游戏”说，也指出了艺术的产生来源于人类游戏的本能，人在游戏中得到的快乐是不以任何的实际利益为目的，这是艺术的本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魏启后与关友声、黑伯龙、宗惟成、游寿诸先生多有交往，闲暇时常常游乐于书画。关友声以山水画和章草名驰海内。黑伯龙书画绝佳。笔者少年时有幸与宗惟成先生作点滴交往，睹其风采清矍瘦朗，并精通中西画，书法俊逸遒美充盈着晋人气韵。游寿是书坛奇女、才女。可以想象得出，几位先生的文谈交往，书画唱和，晋韵古风，优游飘散，攀齐鲁之颠、风骨雅韵于一时。他们有着共同点：才高淡泊，疏于名利，研习书画乃纯粹的喜好。这样的艺术氛围在潜意识中也濡染了年轻的魏启后，他们之间的交往亦如魏启后的深切表白：“他们是我在文化艺术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魏启后是用玩乐、游乐的心态去研究书画、琢磨书画，使心源之境清如玉壶冰，没有名利之累，没有人事之忧，没有门派之扰，心无旁碍。“游”，滋养了他艺术的血脉，也沾溉了他人生的精气与魂魄。
      二、帖学寻源——“真”
      魏启后的学书之路始于中学时期，开始临习欧阳询的《九成宫》、欧阳通的《泉男生墓誌》等。他说：“在中学时代，我一直坚持像徐悲鸿先生所讲的‘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我就认准了看墨迹真貌，由此彻底洗刷刻工刀锋给人带来的一切错觉。”在当时“馆阁体”余风依然、尊碑风潮占据绝对主流的情况下，对一个10几岁的少年来讲其求真于潮流的愿望，的确有些异乎寻常。
      在辅仁读书时，魏启后课余几乎全部用来研习书画，跑遍北京城的古玩商号广泛搜求刻帖善本，对故宫博物院所藏古人的墨迹精品尤其着意，只为能看到古人最真实、没有被碑刻中假相所歪曲的笔情墨趣。期间，启功、溥心畲对魏启后产生过较深影响。魏启后曾这样描述对启功的印象：“我发现对我来说这是唯一理想的先生。启先生家藏图书极丰富，前去求教者甚众，我在那罩开阔了眼界，扣‘开了思路。”他们对墨迹与刻帖的认识也不谋而合：“我和启功在60多年前的追求是一致的，透过拓片，透过刀锋看笔锋，要看到真迹。”。
      在二三十岁的打基础阶段，魏启后对初唐四家着意尤甚，对褚遂良用功较深，然后上溯钟王，涤目于楷书的源头。他通过对褚遂良墨本《阴符经》的研究，而将褚书不同时期的碑刻作品横向贯通，使碑刻通过墨迹被重新认识，这是魏书求真于墨迹真貌的初始。
      书学上碑与帖的论争始于清代经学家阮元，而接续者包世臣与康有为的偏激态度，使尊碑抑帖的风潮驳杂相生而成为清代书学的主流，一直蔓延到民国。时人的馆阁体功底与碑刻中的诸多弊端结合并夸大，使习气愈重，致使书法之于性情的自然表达越发扭曲，如突出风剥雨蚀的颤挚笔法，人为的断笔之法，对方笔刀刻痕迹的过分追求等等，这些陋习将碑学的精华多有掩盖。帖的功用主要是书信、公文等手札形式，书写状态比较松弛、随意，较能表现书者的性情。而碑的功用多是纪功、颂德等，笔法气韵大多端庄而谨严，往往是“迫于事”而书。阮元在《北碑南帖论》里也说：“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碑的古穆、端庄、奇崛胜帖，而帖对人之性情的揭示更为深刻。白蕉在《云间言艺路·云间随笔》中说：“帖稳秀清洁，观使转，气象萧散不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