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散二字，最好解释，正是坦腹东床，别于诸子矜持。”白蕉也认为，帖的使转所彰显的萧散气象才是帖学的精神所在，因坦腹东床而得萧散逸气的王羲之，体现的就是一个“真”字。
      魏启后强调通过墨迹来理解碑刻的真貌：“直接看真迹，就是排除刀刻和风剥雨蚀的模糊面貌所带来的错觉。看毛笔在纸上的真正走势和运行规律，要说是一个发现，那也是客观所决定的，但有些喜欢怀旧的人，他们还是保持那一套。”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济南书坛所发出的极少极小的声音，魏先生的逆流之举引来的是诘难与不解。“纷华阅尽时，风雨自心知。绕树三匝后，棲栖最高枝”。魏启后的这首小诗颇能使人对其当时的境遇略窥一二。
      魏启后的帖学情结，贯穿了他一生对墨迹之“真”的砣砣探寻，对羲献情怀的心驰神摹，对汉魏碑刻的独到理解。他认为二王的使转是最自然、最具性情的，其对使转的理解与运用也彰显了帖学的根脉：笔墨自然的使转正是人体血脉的天然涌动，符合人最自然的状态，这是帖学的“真”归于人之本体的可贵处。由此，无论帖学的萧散、飘逸、空灵都源于一个“真”字，这是观念、人格的直陈。他对帖学的寻源，一如其对魏晋品格的孜孜探求，于古于今，莫不是在追问生命意识的色彩?魏书自运机杼而异于当今书坛，值得时人思考：形质之外，什么才是帖学的精魂?
      三、技近乎道——“变”
    魏启后的学书之路，是一个书风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由技悟道的过程，清晰而漫长，但潜意识中的求变，才是其书风不断发展衍变的动因。
      魏启后的真书，对钟繇、褚遂良、大小欧、倪瓒等皆多涉猎。而以钟繇、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真书，他认为已达到了极高的审美境界。魏启后阐释真书的基本点就是作真如草：“钟繇写的真书里头是使转纵横，我是重视这一句话，就是写真书也用使转纵横，不要那些点画顿挫，钟繇是用草书手法写真书。”在谈钟繇真书的形成时魏启后说：“……严整的外表、自由舒展的内涵，这是最好的。怕的是什么呢，严整的内涵、伪装放纵的外表，那种最不好了。”褚遂良早期楷书受南北朝的齐、周书风影响很深，字的取势和笔法多有隶意，如《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而其58岁时所书《雁塔圣教序》已承袭了二王法、韵，成为其真书的代表作品，“也是有唐一代楷书成熟的时代标志”。潘伯鹰说：“‘褚书何以能继右军’。他强调褚遂良作品中的‘隶法’，认为与汉《礼器碑》一脉相承。”魏启后的真书入褚较深，而后求变于隶法，如其在《自述》中所言：“对着汉碑写真书，专心探索由隶变楷的钟王情趣。”他是在承袭钟王的手法?还是在主动求变?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其中年时风格强烈的大字隶楷，即是求变的结果。      魏启后的求变心态亦如其所言：“变，是客观上的。而主观上是求好，而自然出现了变的印记，不是为变而变，而是为好而变……”主观上“求好”就是“玩的高兴”，这正是其艺术中“游戏”心态的体现。
      魏启后曾说：“我的路子以章草做基础，二王为核心，以北宋为阶梯，顺着这个阶梯向二王攀登，这里面包含着张颠和怀素。”如其所言，章草是贯通他诸体书法的主线，章草风格的不断变化，也体现出了他醉心章草求变的探寻历程。魏启后对二王与米芾的研究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林散之先生对书法的求变也如是说：“由递变而非突变，突变则败矣。”魏启后书风的递变就是一个自然而变的过程。中年时注重对米芾形质的追求，作品的锋芒气较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