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搭民烧”指明清时期景德镇御器（窑）厂委派民间窑场烧造御用瓷器。它在御器厂官作系统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作为一种另类御瓷生产形式，是明晚期官窑与民窑发展到特殊阶段的产物。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江西按察使王宗沐在其所撰的《江西省大志》中最早提及“官搭民烧”这一生产形式，“鱼缸御器，细腻脆薄，最为难成，官匠因循，管厂之官乃以散之民窑，历岁相仍”[1]。万历时期，陆万垓增补的《陶书》也提道：“旧规本厂（指御器厂）凡遇部限瓷器照常烧造，不预散窑，惟钦限瓷器数多限逼，一时凑办不及，则分派散窑，择其堪用者凑解，固一时之权法也。”[2]当御用瓷器烧造数量大，限期紧时，御器厂来不及置办，就会分派给民窑烧造，挑选能用的凑数，解运至京。从“权法”二字来看，最初实行“官搭民烧”是权宜之计，御器厂派烧民窑的时间不固定，烧造的产品不确定。严格来说，明代的“官搭民烧”不是一项正式的陶政制度，与清代官、民窑之间进行长期且紧密合作的情况有所不同。但随着明晚期御用瓷器的供需矛盾不断加深，“官塔民烧”也逐渐趋于制度化[3]。
具体而言，明晚期“官搭民烧”的发展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明晚期御用瓷器需求量大[4]，而御器厂的烧造能力有限[5]；二是明晚期景德镇民间窑场空前发展，工艺技术日臻成熟，且大量民间从业人员和制瓷作坊拱绕在御器厂周边，便于厂官加以利用。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过讨论[6]，近年来御窑厂和民窑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使学界进一步深化了该认识。2014年御窑厂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嘉靖时期，御器厂生产进入了转变期，明中期在今御窑厂遗址范围内普遍分布的官窑生产作坊在这一时期大量萎缩，许多官窑作坊转为生产具有民窑瓷器风格的器物[7]。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墓志铭青花瓷盘（图一、二）即是一例，此盘盘底落款“御器厂造”，整器却展现出典型民窑瓷器风格[8]。可见此时的御器厂正处于转变期，其曾经严密的生产与管理制度走向崩塌[9]。反观民窑遗址，2012年落马桥窑址考古发掘出土的第四期（嘉靖早期至崇祯时期）遗物十分丰富，相较于明中期，此期瓷器种类增加，造型和装饰更加多样，相同的情况也见于御窑厂周边的民窑遗址，表明此阶段景德镇民窑瓷器生产进入了高峰期[10]，传世所见同时期瓷器也数量众多。
 
图一　明万历二十二年“御器厂造”铭青花对凤牡丹纹盘心
 
图二　明万历二十二年“御器厂造”铭青花对凤牡丹纹盘底
目前，在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中心区，即沿昌江分布的镇区“十三里窑场”[11]范围内，观音阁和落马桥窑址是两处为数不多经过正式发掘的民窑遗址。其中均出土了有关明晚期“官搭民烧”的实物。由此，明代“官搭民烧”的研究得以从单纯依赖史料推进到史料与考古实物相结合的层面。
一　明晚期“官搭民烧”的考古发现
观音阁窑址位于景德镇市北郊3公里处的昌江东岸，是“十三里窑场”最北的一处。2007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联合对该窑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遗存年代主要集中于明中晚期。发掘简报称，在第三期（嘉靖时期）地层中出土了一件刻有“□□嘉□□制”款的白釉盘和一件青花五爪龙纹碗残片，两件标本的胎、釉、青花色泽俱佳，因为书有官款或绘有官样，所以被认为与“官搭民烧”有关[12]。
更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来自落马桥窑址，其位于镇区南部（图三）[13]。2012~2014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该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北宋后期至清末的遗存。落马桥窑址是目前在镇区范围内发掘的遗存年代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