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吕成龙与中国瓷网总经理、绿宝石艺术陶瓷馆馆长朱东明。
      “古陶瓷研究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到窑址去考察。去窑址是件很苦的差事，都是在偏远的山沟里，去一趟回来都蓬头垢面，鞋子里全是土。捡瓷片还会把手刺破。但是我们依然乐此不疲，就是为了去窑址亲身感受。如果要能捡到一个瓷片标本，那股子兴奋劲儿是终身难忘的。”所以，“别人捡的拿回来给你”与“亲自捡到亲自看”的境界与收获都不同。吕成龙将考察窑址作为工作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宁夏灵武窑的考察本不是特意去，故宫出借过文物给宁夏博物院搞过一个展览，吕成龙要带队过去把文物取回。他想起这里有个灵武窑，故宫还没有专家亲自考察过。这一定要去！吕成龙打定了主意。那是2004年11月23日，吕成龙手里的照片精确记下了令他兴奋不已的重要日子。
　　 当时的场景很壮观，窑址的破坏不严重，漫山遍野都是瓷片，吕成龙那次采集了很多重要标本。故宫本有100多个窑址标本，唯独缺少宁夏灵武窑的。宁夏之行带来意外的惊喜，填补了故宫窑址标本的空白。“其实鉴定经验的积累，都是在这些实际工作中积累的，包括陈列保管，包括去调查窑址。要在具体实践当中积累鉴定经验，必须是这样。”
 
　　 吕成龙手里有张珍贵照片，可以称之为“我们仨”。2013年是孙瀛洲先生诞辰120 周年，故宫办了展览，吕成龙陪着师傅耿宝昌先生到展室去，入口有扩放很大的孙瀛洲先生照片。孙老1966年去世，是耿先生的师傅，吕成龙便陪着耿先生在孙老的大幅照片下合了一张影，就当是“我们三个一起合了影”。
      像这样珍贵的照片吕成龙保存了好几张，都是关于去世的孙瀛洲老先生和依然健在、已经90岁的耿宝昌先生的“故宫博物院老一辈的人都是我的老师，实际上它也是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承。这种文物鉴定、古陶瓷研究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耿先生对我影响是最大的，不光是他的学问，还有他的做人。”
　　 1984年，吕成龙第一次进清史馆瓷器库房。库里都是一级文物，吕成龙那时年轻、瘦高，工作时很紧张，手里拿个小本记东西。30年前的耿先生60多岁，正仔细端详手里拿着的一个玉壶春瓶。下面摆了两个永乐的青花梅瓶，都是清史馆的一级品。吕成龙也记不清是谁拍下了这张照片，有不怎么老的耿先生和更年轻的他。
　　 2005年，吕成龙担任了故宫古陶瓷研究中心秘书长的职务，耿先生也是中心的研究员。研究中心以五大名窑为切入点，一个窑一个窑地研究。重新实地考察窑址是每研究一个窑的必要过程。为研究钧窑，研究中心的人近两年一直跑河南，去郑州的考古研究所，去一些像豫州、汝州、鲁山这样的小县城。“耿先生这么大岁数，90多岁的人，跟我们一起到窑址去，而且要真正跑到窑址的位置去，就是我刚才讲的条件很艰苦的窑址。”耿先生从来没有抱怨，也没有畏惧。让吕成龙和年轻的后辈们都既惊讶又感动。
　　 “我就感觉这种精神确实太难得了。一般人吃不了这个苦。可能有的老先生也会去那里，但顶多待在车里，开到窑址看几眼。耿先生不这样，他亲自下车，走到窑址去。我感觉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一位老先生。”
　　 “好多人经常说搞文物研究的人会长寿。因为很多文物专家投入了一辈子，心无旁骛，高度专注，不停地在用脑，不停地写东西、查资料。一个人有所事事，就会长寿。耿先生至今还被我们称作活字典，记性一点不差，1.5的视力，耳朵也不聋。实在太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