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文献与实物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岳州窑兴衰时间、分期、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硅酸盐版《中国陶瓷史》将越窑作为唯一在东汉中晚期始烧成熟青瓷的瓷窑，然近年考古材料表明，岳州窑始烧青瓷时间不比越窑晚，但不能以长沙白泥塘东汉永和元年（136年）M18出土罐作为始烧的最早纪年，窑址出土刻“汉安二年（143年）”的残片才是目前所知岳州窑最早烧造青瓷的确切年代。
衰落时间也并非以往所说的中唐，而是五代。其兴衰可分为东汉至三国、两晋、南朝、隋至盛唐、中晚唐五代五个阶段，每次大的社会变迁均在岳州窑瓷上留下深深烙印。作为最早烧造青瓷的窑场，岳州窑持续时间长，是南朝定制宫廷用器的窑场，对北方瓷业及周边其他地区青瓷业产生深远影响，也为后来长沙窑的兴起提供技术基础和市场空间。
一 始烧与衰落的时间
（一）始烧时间
岳州窑始烧时间，随着对岳州窑认识的不断加深，时间不断提前。之前均根据《茶经》所载，将岳州窑定为唐代。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认为“位于长江中、上游的四川、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区，从已经发现的资料来看，烧造瓷器的时间要比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晚一些，很可能到晋代才开始设窑制瓷”[1]，将岳州窑的始烧时间向前推至两晋。
之后，周世荣先生依据1988年青竹寺窑址发掘时T1第三层出土一块“汉安二年（143年）”残片[2]（图一），以及1955年长沙白泥塘东汉“永和元年（136年）”砖室墓（018M）出土的青瓷罐[3]，将岳州窑始烧年代定为东汉中晚期[4]。李梅田先生在《长江中游地区六朝隋唐青瓷分期研究》一文中，将“岳州窑早期制品，时代可限制在三国时期”，十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岳州瓷与岳州窑研究》一文，采纳了周世荣先生观点，认为“青竹寺年代为东汉中晚期，属岳州窑的早期”[5]。
 
“汉安二年”硬陶残片，1988年青竹寺窑址发掘出土
从窑址及遗址、墓葬资料看，将岳州窑上限锁定在东汉中期是客观且准确的，但需补充说明的是，1988年湘阴窑青竹寺窑址发掘第三层所出的“汉安二年”残片，并非为青瓷，而是印纹硬陶，表面并未施釉，但同一地层中出土大量青瓷残件，共计青瓷2400件，其中罐1571件，（碗，漏字）481件，釜268件，洗92件，碟12件，鏂9件，盂3件，盏2件，壶、甕各1件，无釉素胎器77件，此外还有璧形垫圈、器盖、系、器底等残件若干。其下的第四层为白膏泥和黄砂土层，同样出土青瓷器，共计356件，其中碗246件，坛242件，釜39件，洗7件，甕2件，另有无釉陶器9件。
如以出土“汉安二年”残片的第三层为基准，时代相当时汉中期偏晚，年代在公元143年左右，而其所叠压的第四层年代应早于公元143年。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郭演仪先生检测，釉色呈“青绿中带微黄的色调”，釉中引入草木灰为釉的含钙溶剂，属高钙灰釉。胎中硅含量达70%以上，为高硅质。这次发掘有明确的层位，同时也有绝对纪年，且发现于窑址，排除了外地窑口流入的可能性，由此实锤了至少东汉中期岳州窑已始烧成熟青瓷。此外，1987年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长沙石矶发掘一座青瓷窑址，拣选标本151件，其中陶器22件，瓷器131件。
这里与湘阴毗邻，与岳州窑“可作为一个大的窑址区”，通过实物比对，其“年代应可早到东汉晚期，其下限年代可能延续到三国”[6]。2017-201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湘阴青竹寺窑址再次进行了发掘，清理出两座东汉时期的龙窑Y1、Y4[7]。差不多同一时间，湖南省文物考古究所对百梅村河岭上、巷子口两处东汉至三国时间的窑业遗存进行了发掘[8]，河岭上清理399平方米，未见原生窑业堆积和遗迹，但地表散布较多东汉至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