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部茫茫的蒙古大草原上，曾经驰骋着一个饶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契丹。从臣服回纥汗国到归附大唐，契丹部落开始顺利发展，至唐末五代期间，契丹人迅速由氏族部落进入奴隶制社会，并不断学习唐代封建社会先进的社会制度与生产力，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通过民族内部平叛，并且对外不断征战，契丹部落逐渐强大，于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从此保持了二百余年的草原霸主地位。事实上，这是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远胜紧随其后的女真金国与蒙元，其原因在于辽代契丹民族较金元等后继少数民族政权创造并遗存了更多灿烂的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以及历史影响方面均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辽国鼎盛时期，疆域辽阔，奠定了北中国的版图范围。契丹人努力学习中原汉文化、接受先进生产力，对中国北方及东北地区的开发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后世的金、元政权依然奉行辽制，元代贤相脱脱帖木儿修《辽史》时盛誉为“垂鉴后世、一代盛典” 。
      但契丹作为游牧民族，即使建国后辽帝与朝臣仍固守迁巡的四时捺钵制度，手工业基础较薄弱，但契丹民族仰慕域外中原与西亚等先进文化，并不固守，注重学习与吸收，以草原文化为主体，汲取唐宋及域内外多民族文化精髓，构建了宏伟辉煌的“大辽文化” 契丹王朝尽管域内只有高句丽和渤海国产过少量低温釉陶制品，本族几无制瓷历史与根基，但随着政治经济的迅速崛起，尤其注重农耕与手工业生产后，迅速发展至成熟的辽瓷以独特的魅力熠熠生辉，最终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篇章。
      一、辽瓷产生、发展的时代历史背景
      契丹民族对中原政治、经济与文化极为仰慕，在部落期对大唐的归附也是主动的，唐政权在辽宁朝阳（营州）一带为契丹首领设置松漠都督府进行地方政权管理，事实上经过多年的主动汉化渗透，契丹民族已经倾向于半农耕、半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番汉杂居的汉化程度已经较高，这就具备了契丹势力范围内初步掌握制瓷技术的基本条件，有证据表明唐末辽西一带已出现用于日用和建筑的陶瓷件烧造。
      至五代时期，中原动乱分裂，藩镇割据，生产生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在战火蹂躏下均遭到严重破坏，恰也造成了契丹政权在人口、势力上的迅速膨胀与崛起，特别是后唐将领石敬塘造反被困，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求援契丹解围，导致契丹无阻力突破了塞北与中原的天然群山屏障，为窥视中原已久的契丹侵宋铁骑的南下创造了便利条件，也为本文所述辽瓷的萌发迎来了蓬勃的生机。此后历经四十余年的宋辽战争，直至“澶渊之盟”的缔结，这个历史上一直有争议、被唾弃的和谈却换来了宋辽之间百余年的和平，两国之间文化、贸易交流不断，民族融洽，两地百姓生产恢复、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这是辽瓷大发展的必然。 
内蒙古博物院·三彩摩羯壶
      二、独树一帜——辽三彩
      早期“燕云十六州”的易手，是契丹民族社会经济与文化迅速发展壮大甚至转型的直接契机，这时等于契丹人已经跨入中原半步，随后出现了著名的“五京七窑”
      辽代建有五京，即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按当时规制，每一京附近都建有一个制瓷的窑场，以特供皇宫和周边地区用度。“五京七窑”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的“上京窑”、“南山窑”和“白音戈勒窑”；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的“缸瓦窑”；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的“冮官屯窑”；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的“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的“大同青瓷窑”。
      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