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来看，东非沿海地区是中国瓷器的一个终端市场。中国瓷器在使用过程中完成了去商品化的过程，装饰墓葬是其最终消费形式之一。在东非沿海社会中，中国瓷器盛装食物的实用功能被弱化，而财富象征、促进商贸等其他功能通过展示的形式，大大增强。中国古代瓷器在东非沿海人群社交生活和公共空间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这是古代中国商品在异质文化的消费地“本土化”的典型例子。
      中国瓷器究竟在古代东非海岸社会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是以往认识中的盲点。本文以曼布鲁伊和马林迪老城遗址个案为例，对东非沿海遗址出土中国瓷片的规律予以描绘和总结，并以此为线索，对中国瓷器在东非海岸社会中的使用情况予以分析，试图管窥这种中国物质文化的代表性产品对东非沿海社会生活的参与，和其“本土化”过程中的功能转变。
      一、中国瓷器在东非沿海遗址中的出土概况
      在非洲，东非沿海地带是中国瓷片出土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不过，假如对东非各遗址发现的中国瓷片数量和各遗址出土遗物的总数量进行统计和对比，会发现前者的绝对数值和比例并不高。赵冰指出，中国瓷片在各遗址出土的遗物占比一般在0.2%-1%。马文宽等称东非地区为中国瓷器的“储仓”，实际是基于东非与西非、南非、中非等非洲其他地区出土中国瓷片数量的对比情况而得出的结论。
    在东非沿海地区，中国瓷器的分布呈现一定规律。弗莱舍（J. Fleisher）指出，10-11世纪，外来陶瓷主要发现于城镇聚落，乡村聚落少有发现。城镇和村落一定程度上或代表了当时不同聚居人群的阶层差别。因此，通过城镇这一“介质”，中国瓷片的出土更多指向了拥有财富或权力的精英阶层的聚居地。
      即便在城镇聚落内部，中国陶瓷的分布似也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根据曼布鲁伊遗址和马林迪老城遗址的发掘结果，我们发现，至少在已发掘的区域内，出土中国瓷片以柱墓为核心的出土分布趋势。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柱墓与中国瓷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这种联系又可以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呢？
      二、东非石质墓葬与中国瓷器——以曼布鲁伊和马林迪老城遗址柱墓为例
      曼布鲁伊和马林迪的柱墓区聚集了大量中小墓葬，在墓区中，曼布鲁伊柱墓1座，马林迪老城有柱墓2座。在地表遗迹保存较为完好的格迪古城遗址，3座大型柱墓则分别与遗址内最重要的清真寺、宫殿紧密相连。
      在此以曼布鲁伊和马林迪老城遗址的柱墓为例，管窥石质墓葬使用中国瓷器进行装饰的方式。曼布鲁伊遗址墓柱已经断为数截（图一），其断裂时间约在20世纪30年代，柯克曼估计其原高应在8.2米左右。测量各残部后估计其原高可能在8.4米，墓柱原应位于整个墓葬的东侧。
 
曼布鲁伊遗址墓柱
      墓柱剖面原为近似正十边形，每边0.38米左右（15英寸）。墓柱柱头顶部镶嵌有1个青瓷瓷盆（或罐）底，底部有刻划莲瓣纹，釉色青绿泛灰，灰胎，推测为明中晚期浙江龙泉窑产品（图二）。
 
图二 曼布鲁伊墓柱顶端龙泉窑瓷器
      在柱头下侧的双箍之间，形成近似的正十面体，每一面凿出1个圆形壁龛，每龛直径约0.2米，共计10个环绕一周。柯克曼20世纪50年代对曼布鲁伊进行考察时，壁龛中的10件瓷器数量仅缺1件，均为青花瓷器，4件为碗，5件为盘。而目前仅有5壁龛上残存有中国青花瓷器残件。这5件青花瓷器中有3件为折沿盘，其中2件盘心图案为凤纹图（图三、图四），1件为莲池禽戏图（图五）；与柯克曼的报道对照，可知另2件为碗的底部，碗心图案1件为鹿纹图（图六），1件为花卉鸣禽图（图七）。
 
图三 曼布鲁伊墓柱残存青花瓷盘（凤纹）
 
图四 曼布鲁伊墓柱残存青花瓷盘（凤纹）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