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15年春（公元1145年），南宋临安城内盛传这样一则故事，说是一名乞丐拿着一个天青色的大碗乞讨，此碗精美之致，可与修内司官窑媲美。消息传到高宗皇帝赵构那里，他急召主管修内司的吏部郎官李椿询问。
      主管修内司的李椿闻知此事后大惊失色，官窑瓷器，原是秘不示人，一个乞丐拿着与官窑瓷器类似的大碗在都城沿街乞讨，岂不是贻笑大方？于是，临安城连夜搜查，终于在城门的桥下找到了这个乞丐。
      经过审讯，这名乞丐是北地洛阳人氏，金人入侵时，家道破落，行乞度日。这个大碗，是他在汝州乞讨时，一名烧窑的女子所赠。乞丐陈述自己真不知道此碗的贵重，从汝州到临安，一路颠簸，他就靠这个碗吃饭喝水，并没有觉得它有多么金贵，他用了将近10年，也没人盘问此碗的来历。
      女人烧窑，从前朝至今没有先例，李椿看乞丐忠厚，说的也不像假话，便赏赐了乞丐少许银两后，将其释放。
      拿到了汝瓷大碗，李椿不敢懈怠，他将大碗呈送给了高宗皇帝，赵构看到大碗内烧有“朱家纪之”四字。碗的釉色像千峰叠翠，青中泛蓝，温润纯净，与修内司的官窑瓷器相比，宛如天地之别。只可惜是乞丐用过的秽物，高宗皇帝觉得膈应，就对李椿说：“前朝制瓷，似乎没有留字，你将此碗拿到修内司，着工匠们看看，是否能将此等釉色烧在宫中瓷器上。”
      修内司官窑在临安。李椿来到窑场后，叫来了官窑场的总师傅张伯远，宣读高宗皇帝的口谕，并让他看了看汝瓷大碗。张伯远盯着大碗看了半天，他瞅着碗底的“朱家纪之”四字，连说了几个“不可能”，放声大哭。
      李椿觉得奇怪，问道：“张伯远，你为何痛哭呢？”
      张伯远跪在地上说：“启禀大人，小人就是汝州府人，这件瓷器像我岳父家烧制的。小人和岳父、内弟随大军南迁到临安，走时家中只有贱内和幼子，我岳父家还有个岳母和小内弟，金狗入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小人以为，家人已被金贼所杀，可这碗上的‘朱家纪之’四字，又分明是贱内所书，小人在想，莫非我的家人还在？”
      李椿问道：“张伯远，你是不是思乡心切，胡言乱语呢？”
      张伯远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说：“小人不敢，我不是胡说，大人如果不信，小人的泰山还在临安城内，大人不妨唤来询问。”
      衙役们来到了临安城，找到了已从修内司辞工的老工匠朱崇山，朱崇山一见大碗上“朱家纪之”四字，老泪纵横，抱着大碗哽咽着说：“李大人，这碗确实是小老儿的女儿豆娘所烧，当年小老儿烧窑的时候，我家豆娘常常送饭，小老儿教过她烧窑和配釉。”
 
汝瓷古瓷片（带朱家字样）
      朱崇山是汝州著名的工匠。他在汝州大峪东沟烧窑，当年徽宗皇帝指令汝州烧制汝窑器，朱崇山被请到汝州城里专门为皇帝烧瓷。靖康国难，朱崇山和女婿张伯远随大军南迁，走时匆忙，女儿豆娘一家留在了汝州。
      北宋的时候，实行的是募兵制，汝州的工匠按照法定年龄都服兵役，朱崇山和张伯远随大军参战，九死一生来到了临安。高宗皇帝在临安建都后，朱崇山和张伯远奉旨在老虎洞烧制青瓷，因为窑土的不同，朱崇山直到离开窑场，也没烧出前朝青瓷的神韵。
      按照过去的烧瓷，是不能在瓷器上烧上窑场的印记，这个“朱家纪之”四字，唯有在朱崇山离开汝州后，才会烧制。
      看来是豆娘她们还在，朱崇山和张伯远在嚎啕大哭的同时，也觉得上天有眼，让他们的家人没遭涂炭。
      其实，在朱崇山和张伯远离开汝州后，豆娘一家一直在寻找家人的下落，她们辗转来到了汝州的严和店，靠与人浆洗度日。父亲和丈夫生死不知，母亲又因思念家人撒手西去。为了糊口，豆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