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瓷窑众多，绝大部分是民营制瓷手工业，在众多的民营瓷窑之中，少数产品质量好的，地距两宋都城较近的瓷窑被宋宫廷看中，在烧民用瓷器的同时，也为宫廷烧造一定数量的宫廷瓷器，这类瓷窑有定窑、耀州器、钧窑、景德镇窑和龙泉窑。宋代还有三个瓷窑产品为两宋宫廷所垄断，烧瓷全部供宫廷专用，失去的商品瓷的性质；三个瓷窑是浙江余姚越窑、河南开封的北宋官窑和浙江杭州南宋官窑。现分述于后。
 
浙江余姚越窑
 
越窑烧青瓷有悠久历史，唐人陆羽列为六大青瓷名窑的首位。五代吴越钱氏为了结纳中原中央朝廷的后唐、后普、后汉、后周以及宋诸政权，无不称臣进贡，贡物之中除珍宝外，越窑青瓷也列为贡品之一，钱氏以中原统治者贡奉之多，次数之繁以及态度的虔诚。都超越了历来地方割据政权称臣供奉的程度。越窑由于有此政治上的特殊需要，钱氏立国后就把它垄断起来，年烧瓷器除自身使用和做为贡品之外，臣僚及百姓都不能使用。
 
据《册府元龟》、《宋史》、《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及《宋两朝贡奉录》所载，宋立国之初，从开宝到太平兴国十年之间越窑贡奉青瓷竟达十七万件之多。宋·周密《志雅堂杂钞》诸玩条有“李公略所藏雷咸百纳琴”，“两傍题云，大宋兴国七年。岁次壬次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窑务赵仁济”记载。可知自吴越钱氏入朝、纳土称臣，越州窑务已由宋朝廷接收，并设官监察院烧，但设官监察院烧的时间似乎并不长。因为明嘉靖刊本《余姚志》，〈风物记·杂物〉条有“秘色瓷器初出上林湖，唐宋设官监窑，寻废”的记载。尼外还有当时越窑所产的实物可以作证。故宫收藏越窑器中有“端拱元年戊子岁十二造”十二字年款盒盖一件。盒面光素无纹饰，仅刻文字，与五代到宋初越窑精致划花盒相比，质量相差悬殊。另一件里刻“淳化二年·····”年款碗，胎釉都很粗糙，找不到一丝“千峰翠色”的痕迹，此外，见于著录的腹部刻“元丰三年”年款的双系盖瓶，不过是一般陪葬的大路货。这些实物标本显然都不是官监察院时期贡奉朝廷的作品。看来官监察院停废的时间也就在太平兴国七年至端拱元年七、八年之间。
 
至于越窑官监停废的原因，据现在已知的材料推测，大约此时北方诸瓷窑中定窑、耀窑烧瓷工艺有很大的进步，定州白瓷刻花器的雅洁素净，耀州青瓷刻花器比之越窑器更是青出于蓝，宫廷 用瓷已无须取给于越州窑了。而越窑也自官监停废以后，大约也有一部分熟练的工匠走散，越窑转向民间，生产民用的大路货，产品质量下降，在竞争中，后来者居上，越窑的盛名也渐次为其他青瓷诸窑所取代。
 
汴京官窑
 
汴京官窑是北宋的官窑，也是一个无法从窑址取证的一个瓷窑。关于北宋官窑也仅有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中的一条简单记载，仅云：“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顾文荐虽是南宋人，”杂录“而以”负暄“名，应是作者老年闲居时的著作，行文也是老年忆旧时的语气。所以这条记载应当是可信的。顾文的所谓“宣政间”，即是宋微宗政和到宣和十五年间（1111-1125年）。宋微宗是一个纨裤子弟型的帝王，他能不惜民力到江南采运花木竹石，即所谓花石纲，在汴京设一个专烧宫廷用瓷的官窑，更属可能，宋微宗风雅自命，能诗能画，并仿制古代铜器，好古成癖，疫窑烧造他所指定式样的瓷器，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但是由于汴京入金以后，有几次大的黄河泛滥成灾，宋汴京城遗址早已掩埋于泥沙之下，据古遗址钻探所得资料，宋汴京遗址深埋在今开封市地下六公尺深处。而且黄河在开封上下，河床高于地面，成不地上悬河，开封存地下水位很高，考古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