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晋文公还是晋平公时期,可以推断关于这一史事的文本流传极为久远。
 
洛阳烧沟61号西汉墓烧烤者壁画
从人类饮食文化的自然演进过程看,也不应该排除烧烤风俗源于本土的可能性。陈彦堂根据新石器考古资料,甚至认为以镂孔烤盘烹饪肉食源于马家浜文化,或许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汉代随着中原地区冶铁技术的成熟,以及铁制农具、日常器物价格的市场化,铁制灶具的生产日渐成熟,逐渐替代原来炊爨使用的陶制灶具。由于汉代炉、灶的普及,鬲、甑等陶制为主的炊具慢慢被抛弃,釜、鍪、炉、盘等铁制炊具更受欢迎,并以其更好的热量利用率和延展性,使得“或燔或炙”的烧烤在社会上流行开来。
这种新的烹饪方式无疑深受社会欢迎,生前燔炙满案,死后仍要画以象形,寄希望于未知世界的享受。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曾出土大量遣册,从粮酒、菜肴、调味品到漆器、陶器日用品,蔚为壮观,其中便记录了牛炙、牛胁炙、牛乘炙、犬其胁炙、犬肝炙、豕炙、鹿炙、鸡炙等多种烧烤肉食,从简书“右方牛、犬、鹿、豕、鸡炙四合”,可推测当时埋葬过程中还使用过实物。长沙吴阳墓也出土了遣册“美食方”,可以看到“狗干炙方”、“鹨脩炙方”等几种烧烤名称。
 
1973年4月四川郫县东汉砖墓:石棺四棺侧宴饮舞蹈图
桑炭甚美的饮食追求
“炭,烧木留性,寒月供然(燃)火取暖者,不烟不焰,可贵也。”木炭这种“不烟不焰”的优点在汉代很受民众偏爱,由此在日常生活领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且,当时烧烤肉食所用的木炭,已经开始刻意讲究其质地。桑木以坚硬、味辛,不仅可以久烧且能增加烤肉香味,《奏谳书》所载历史案例中“桑炭甚美”的评价,正体现了这种饮食文化追求独特享受的消费趋势。
只是,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木炭的生产终究是艰辛的劳作。《史记·外戚世家》记载窦广国早年被卖为奴入山烧炭的经历:“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寒)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
西汉时蜀人王褒作《僮约》,约束家奴的条约提到“焚薪作炭”的具体情形,也与窦广国的经历相似:“持斧入山,断輮裁辕。若有馀残,当作俎几、木屐及犬彘盘。焚薪作炭,磊石薄岸,治舍盖屋,削书代牍。日暮欲归,当送干柴两三束。”焚薪作炭,既可满足寒日取暖之需,也会用到日常烹饪当中。
 
1973年4月四川郫县东汉砖墓:石棺五棺侧宴饮图
汉代的富人贵室,极尽追求生前死后的奢靡享受。左思《蜀都赋》曰:“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合蹲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后汉书钟长统传描述豪人之家,“妖童美妾”、“倡讴伎乐”,饮宴乐舞是日常生活所好。
丧葬礼俗摹绘生前,“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这种孝道文化的扭曲受到当时士大夫的严厉批驳,王符指称:“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根梓掖招,良田造莹,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移上潜。”
因此,目前看到各地出土汉画像石多有饮宴、庖厨、乐舞等主题。四川郸县一号石棺“宴客·乐舞·杂技”画像,门外宾客车马络绎,堂中众人跽坐吃喝,画面上方倡伎或操琴或杂技表演,厨灶之处家奴跪地烧火,厨人挥刀俎上,正是此类文献记述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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