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先生 （1917年05月—2010年02月）
      40年前，当我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读书时，张仃先生作为院长，时常在各种典礼和会议上致辞训话，从来都是言简意赅，语重心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后的交往中，随着对先生艺术思想、设计理念和他多方面艺术实践的了解逐步深入，对先生也愈发敬重和尊崇……这位老院长和蔼可亲，风度翩翩，睿智而慈祥的学者形象，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
      张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家、壁画家、漫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艺术理论家和艺术教育家。历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壁画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黄宾虹研究会会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院长等职务。这位我们无比崇敬的跨世纪长者，从民国走来，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经历了文革的非难，沐浴了开放的曙光。他融会古今，连接中西，为民族、国家的美术与设计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艺术创作与理论遗产，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仍是有待进一步挖掘和研究的宝藏。
      张仃先生1917年出生于辽宁北镇，1932年考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后投身“抗日宣传队”，以画笔为枪，用漫画宣传抗日。弱冠之年，全面抗战爆发，张仃先生奔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可以说，他耿直爽朗的性格以及年少时的经历，造就了他针砭时弊，笔笔见地的艺术表现，促成了他始终与社会现实相联系的艺术创作理念。

 
《到敌人后方去》 漫画 37cm×29.7cm 1946年
      张仃先生的艺术创作涉及面十分广泛，能够驾驭多种绘画形式，其中包括漫画、壁画、年画、宣传画等。后期更以创作焦墨山水见长。在创作中，张仃先生始终重视吸取民间艺术养分，将民间艺术视若瑰宝。早在1938年的延安时期，张仃先生就与其他老一辈文艺工作者一同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剪纸艺术。抗战期间，张仃先生每到一地就注意搜集当地的剪纸，足迹遍布甘肃、宁夏、陕南、陇东等地。抗战结束后，他又继续到山西北部、察哈尔南部、东北和京津等地搜集。张仃先生对民艺的一腔热血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笔法亦十分倚重。对此，他曾在多个场合重申自己对“笔墨”的观点。张仃先生曾在其《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一文中提到：“过去有人提出‘革毛笔的命’，现在有人提出‘笔墨等于零’。老实说，我无法同意这样的观点，也不太理解这样的观点。……不用毛笔弄出来的画当然会有自己的特点，也会产生一些奇异的效果，但它肯定不是中国画，因为无从识别。……但如果要把这种个人自由强加给中国画，从根本上颠覆中国画的工具文化，就必然引起反抗。”在另一篇文章《关于“笔墨等于零”》中，张仃先生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一生的实践和探索使我感到，中国画是一个文化概念。它的内核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切身的体会就是笔墨。其他如题材、构图、色彩等等都可以变，就是笔墨不能缺。”恰恰是他对民间艺术的吸纳和对笔墨的坚守，使得其焦墨山水作品风格拙朴雄健，独树一帜，最终发展成一套成熟的表现语言，开创出既有文脉传承又有个人创新的中国山水画的新风格。

 
《富阳村头》国画 48cm×34cm 1954年

 
《鉴山楼》纸本焦墨 68cm×45cm 2002年 
      在此基础上，张仃先生将其大气雄浑的表现手法从架上绘画延续到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壁画创作之中，将高高在上的艺术再一次“带回民间”。从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厅的《哪吒闹海》壁画，到长城饭店的《长城万里图》，再到北京地铁西直门站的《燕山长城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