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1）烧瓷历史从汉末两晋到隋唐，应属于岳州窑范畴，但由于岳州瓷是唐人的称呼，周世荣建议称为“湘阴窑”，认为岳州窑是湘阴窑的继续发展；（2）湘阴窑属于青瓷系统，尤其是茶杯几乎全是青釉，没有点彩或印花装饰；（3）已大量使用匣钵装烧，这是装烧工艺的重要进步，反映了窑场对质量和产量的追求；（4）晚期阶段出现了釉下彩，可能与长沙窑有联系。周世荣不但进一步证实了岳州瓷的产地，还将长沙唐墓出土瓷器区分为岳州、长沙二窑的产品，讨论了二窑在器形、装饰和工艺上的联系，认为“湘阴窑与长沙窑初看起来是两种不同的窑系，实际上是岳州窑发展中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最后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体系”。因此，探明岳州窑与长沙窑的关系成为后来考古工作的一个重点。
      此后周世荣又对湘阴周边的古窑址进行了多次考察，发现除以往所见的汉末至隋唐时期的堆积，在古属湘阴（今属汨罗的营田、乌龙咀一带）还有宋元以降的“釉下粉彩与印花诸器”，于是将汉末到宋元时期湘阴至长沙望城一带的青瓷窑场一并归入岳州窑系统，并将岳州窑分为三期：前期又称湘阴窑，年代自汉末至隋代，窑址在窑头山、城关水门一带；中期在唐五代，窑址主要在邻近铜官镇的铁角嘴一带；后期为宋元时期，窑址在铁角嘴、乌龙咀、云田（营田）、长沙窑区的都司坡一带。周世荣认为，岳州窑前期主要烧造印花青瓷，盛唐以后出现流变，发展为长沙窑的釉下彩青瓷，工艺和装饰可能还影响到宋元时期的衡山窑。虽然湘阴、长沙二窑烧瓷地点已经连成一片，瓷器工艺与风格也有着密切关系，但1982年中国硅酸盐学会编写《中国陶瓷史》时，还是将各窑址进行了分割，按年代将湘阴县的窑址分为“两湖地区生产青瓷的窑址”（三国两晋南北朝）、“湘阴窑”（隋代）、“岳州窑”（唐五代），没有考虑唐代岳州、长沙二窑的联系。
      1987年，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铜官镇长沙窑中心区瓦渣坪以南的石门矶发掘了1座东汉晚期的龙窑，年代远远早于已经发掘的长沙窑，为长沙窑的溯源及岳州、长沙二窑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1988年周世荣等对新发现的湘阴青竹寺窑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丰富的窑业堆积，发现大量青瓷器及窑具，但未见窑炉，地层中出土了纪年为“汉安二年”（143）的刻文瓷片，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分析，胎釉成分与东汉越窑接近，属中国最早的高钙灰釉、高硅质胎的青瓷，胎中二氧化硅含量高达70%以上。器物装饰以几何形印纹为主。根据已发现的数处窑址，研究者认为，“自湘阴县城，经青竹寺窑、铁角嘴窑、樟树白梅窑至望城县的铜官镇长沙窑石门矶窑的湘江两岸的70公里处是汉唐时期岳州窑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唯一基地”，青竹寺窑年代为东汉中晚期，属岳州窑的早期。
      199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湘阴县县城发掘了马王墈窑址，清理南朝至隋代龙窑2座；2014年，他们发掘了晚唐五代时期的斗笠铺窑址；2017年以来，考古所继续在湘阴县境内发掘，发现了2座东汉龙窑，进一步完善了岳州窑的发展序列，但这几次的发掘资料未完整公布。值得重视的是，2016年张兴国在长沙窑石渚湖窑区发现了长沙窑与岳州窑的地层叠压关系，窑业堆积第④、⑤、⑥层相当于中晚唐长沙窑的鼎盛时期，出土了大量典型长沙窑瓷器残片，第⑥层和⑥层下灰坑出土了典型岳州窑类型的青瓷，推测可能存在岳州窑窑炉，这是第一次从地层上确定了岳州、长沙二窑的叠压关系〔图一〕。
 
      （二）岳州窑与长沙窑的关系
      从考古探索来看，研究者都公认岳州窑的烧瓷地点不限于湘阴境（唐岳州），而是与长沙窑中心区所在的铜官镇石渚湖窑区连成一片，所以很难从地域上区分岳州窑和长沙窑〔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