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镇一。”[1]明代万历三年（1575年）因避讳万历皇帝朱翊钧名字中的“钧”字，而改称“禹州”。《明史》（志第十八、地理三“河南陕西”）曰：“禹州，元曰钧州。洪武初，以州治阳翟县省入。万历三年四月避讳改曰禹州。”[2]成书于明代天顺五年（1461年）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六“河南布政司、开封府上”之“建置沿革”）亦曰：“禹州，在府城西南三百二十里，本夏禹所封地。春秋时为郑之栎邑。战国为韩国。秦为阳翟县，兼置颍川郡。汉因之。晋属河南郡。东魏置阳翟郡。隋废郡，以县属襄城郡。唐废嵩州后属许州。宋属颍昌府，刘豫置颍顺军。金改为州，又改钧州，以州有钧台，故名。元仍旧。本朝以阳翟县省入。万历三年避御名，改禹州。编户六十四里，领县二。新郑县……密县……”[3]
自万历时期开始，文献在谈论河南钧州、钧窑、钧州窑时，可能也是因避讳而将“钧”改写成“均”。后来，直至20世纪60年代甚至当今，仍有人习惯将“钧窑”、“钧州”的“钧”写成“均”[4]。严格说来，清代以来不存在避讳问题，写成“均”应属于错误写法。
至于约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蓝浦撰《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曰：“钧窑，亦宋初所烧，出钧台。钧台，宋亦称钧州。”纯属无稽之谈，想当然耳！因为“钧台”是禹州城内一处历史文化遗迹，怎么可能称之为钧州呢？成书于明代天顺五年（1461年）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六“河南布政司”之 “宫室”）曰：“钧台，在钧州城北门外。《左传》：夏启有钧台之享，即此。”[5]
 
二、有关钧窑的文献记载及陈设类钧瓷烧造于北宋说的形成
明代晚期以前的文献中几乎不见“钧（均）窑”、“钧（均）州窑”之名。特别是成书于明代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曹昭撰《格古要论》一书[6]，堪称明代晚期以前记载历史上陶瓷窑最多的一部著作，书中记有14个陶瓷窑（包括高丽窑），但却不见钧（均）窑之名。即使后来天顺年间王佐《增补格古要论》所列 16个古陶瓷窑中亦不见钧（均）窑之名。
有关河南省禹州市烧造瓷器的记载，最早约见于明代中期文献。如成书于明代天顺五年（1461年）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六“河南布政司”之“土产”）曰：“瓷器、铁，俱钧州出。”[7]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李东阳等撰、明正德四年（1509年）重校刊行《明会典》（卷一百五十七，工部十一“陶器”条之“事例”）曰：“岁造内府供用库，每年该用瓷坛一千五百个……河南彰德府，每年造瓶、坛、缸共一万七千二百八十四件。钧州每年造瓶、坛、缸共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三件……俱送光禄寺供用。”[8]这两部文献仅记载钧州、禹州出产瓷器，但并未出现“钧（州）窑”或“均（州）窑”之名。
明代晚期，记载钧窑的文献逐渐增多，而且出现“均”、“均窑”、“均州窑”之名，但并未指出其具体烧造年代，只是有的文献将其与历史上的一些名窑如柴、汝、官、哥、定、龙泉、章生、乌泥、宣、成窑等并列。且大都辗转相抄、不加考证，故史料价值不高。如万历时期张应文（？—1595年）撰《清秘藏》、张谦德撰《瓶花谱》、高濂（生卒年不详，约嘉靖初至万历初人）撰《遵生八笺》、黄一正撰《事物绀珠》（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董其昌（1555—1636年）撰《筠轩清閟录》和《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