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言，结果没办法，大家都不发言就算了，散会了。”
      “第二天，李可时把我们所的方所长叫去了。方所长有魄力，有能力，对于这件事我猜想（但没有和他交流），他心里是有点数的，因为高白釉陶研所是有基础的，之前景兴瓷厂搞了一阵，建新瓷厂也搞了，后来文革就没有搞下去了，而我们所里的产品是搞出来了。李可时让方综看那块醴陵的盘子，问可以做吗？方所长说，可以啊。当时黄厅长也在场，方综很爽快答应了，就把这个任务接到所里来了。”
 
部陶研所大门
      “任务接下来后，开始他就一个人去抓的，比较秘密，还有党委书记也知道，但党委书记不懂瓷器。开始就是设计，景德镇的品种最好也就是正德器了，正德器是传统餐具品种，高白釉稍微提高一点就可以。主要还是器型和花面，没有底的就是那个釉下彩（五彩）。开始准备搞釉上彩（粉彩），因为我们所里粉彩还是可以的，但粉彩有一个铅熔出量问题，所以还是重点去搞釉下彩（五彩）。为了解决釉下彩（五彩）的颜料问题，就要派人去北京轻工业部弄德国的‘金红’颜料，所里就派了我去北京。此时，我也知道这个制作任务非同一般，但也没有去问，所以就从北京轻工部弄了一些德国的金红颜料。后来水点桃花那个粉红就用了金红颜料，铅熔出量也符合国家的标准。”
      “文革时，我们所里解散以后再恢复时，从红星瓷厂调了一个搞颜料的许师傅，粉红也搞了，我去了之后在工艺方面搞了几个，一个就是提高陶瓷的白度，但提高还不够，要白里泛青，这是景德镇的传统。我们所里搞高白釉注意了三个问题，一是高岭土要选含铁量少的，那样就不会发黄，会白，达到白里泛青的效果；二是光润度要好；三是热稳定性要高。我们1964年搞的那个高白釉热稳定性只有160度，现在就不行了。那个时候又说毛主席用瓷要适应微波炉啊、冰箱啊，当时我们听也听不懂，反正要把那个热稳定性提高，只有在工艺上进行攻关，提高烧成温度。景德镇已有的烧成温度最高为1360度，后来我们就提高到1420度。这当中遇到很多困难，不过陶研所有的是人才，下定决心没有做不到的事，最后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了，热稳定性能够达到180度到200度。攻克这个难关花的时间不算多，花的时间多的是颜料关。因为当时所里没有搞过这种颜料，其他人也不太懂这个颜料，也就是那个梅花头（釉下）烧出来后会出现很小的裂纹，因为你画了画以后还要上那个釉，烧炼过程中，颜料和釉料有一个膨胀系数，膨胀系数不合适就会出现花头开裂的情况。这个问题拖了很久，一直得不到解决，搞颜料的许工程师他们也做了很多试验都解决不了。时间一拖就两个来月，耽误了交货时间。我们那个党委书记（汤伯衡）就发急了，那天晚上就组织技术室、艺术室和计划室的科级干部开会。以前白天不开会，都是晚上开，那天晚上的会方所长也参加了，放在竹林下面（政治处）开，政治处主任也参加。党委书记说这不是技术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一直开到深夜12点，大家都不敢发言，也不想发言，方所长也不讲话。因为具体工作我管得多一些，我就发言了，我说，汤书记，我们搞科学实验有成功也有失败，不是说每个项目都能搞成功。有关这个颜料，我们原先没有基础，再说也只有一个人在搞，搞实验我想，也是允许失败的，要是一有失败就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那以后谁还敢搞科研。因为汤书记对我还可以，他又是长辈，对我也爱护，听说他当时在工作上与方综有些不同意见，方所长在他面前讲话也少，只有我在中间可以调和。我还提出，你要讲阶级斗争，我明天就不管这个事了，我就退出来。汤书记听了我的发言以后，就说既然这样，就照我的意见办，由你去搞，我晓得这个矛盾都会到我一个人头上来的。散会后我去找方综，问他怎么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