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铅釉陶器以及广西汉墓出土的铅钡玻璃在化学构成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即它们的釉基都是氧化铅，其含量达总量的一半左右。其次是氧化硅，约三分之一左右。而与战国时期的高温钙釉原始青瓷相比，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很显然，这是典型的低温铅釉。至此，战国时期铅釉陶器的出土已是铁案，而其代表作品就是临淄齐故城战国墓葬出土的这两件青釉罍。
二 关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铅釉陶罍的问题
在临淄战国陶罍出土并获确认之前，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器起源诸说中，战国说者均以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铅釉陶罍为最重要证据之一（图二）。但《风格与产地》一文对其表示质疑，其文曰：“传世文物中，笔者仅搜集到一件与本文所论釉陶罍近似者，现存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相传出土于洛阳金村韩君墓。该器的形制、装饰、釉色等均与临淄出土釉陶罍存在较多的相似之处，当为同类器物。惟该器为双耳，临淄所出为四耳，耳的形制亦略有区别。洛阳是我国较早开展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考古工作众多，在发表的考古资料中迄今未见同类器物出土。因此，传该器出自洛阳的说法只能存疑”。无独有偶。台湾学者谢明良先生在其两部关于中国早期低温铅釉陶器的著作中，谈到同一件文物，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说：“传洛阳金村韩君墓出土的绿褐釉螭纹盖壶亦属战国时期铅釉陶的珍贵实例”13。但在该项注释中，作者又申明：“（弓场纪知）宣称纳尔逊美术馆和大英博物馆藏品传出土于洛阳金村、东京博物馆藏品传出土于安徽寿县，对此本文不予采信”14。
 
图二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战国铅釉陶罍
这两段文字有两个共同的信息值得注意。一是均沿袭旧说，言明其所引资料认为纳尔逊所藏的陶罍出自韩君墓；二是通过比对，两文的作者均认为出自洛阳金村的说法不可信。但实际上，所谓的韩君墓是一个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被匡正的问题，故我在这里称之为“旧说”。而出自洛阳金村战国墓之说，如果说此前还对此心存疑虑的话（我亦如此），此次临淄战国陶罍的出土，恰恰可以把这个疑虑冰释了。
韩君墓问题源自历史上河南洛阳金村古墓群被盗掘事件，1928年开始的盗掘活动，使得相当数量的文物流入加拿大和日本等国。此后的文物流失、汇集、著录、考辨工作一直持续至今，而墓地性质和墓主人身份则是较早被解决的问题。金村古墓最基础最经典的两本著述，分别出自参与其事的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William Chares White)15和日本学者梅原末治16，这两部著作可谓亡羊补牢，差堪补憾。除了记述墓葬形制、著录出土文物之外，两书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把墓主人认定为战国时的国君，前者认为是秦君，后者则力主韩君17。
韩君墓之说在当时的社会上风行一时，但很快有中国学者对此提出驳议，认为金村大墓乃战国时期东周墓，唐兰先生18、陈梦家先生19是其中的代表。此后，有中国学者指出，战国时期的洛阳是周王所居的成周，是名义上的周王朝的中央政府所在地，无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还是从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地处东周王城的金村大墓，是不可能属于秦晋韩诸国的。而最大的可能，乃是属于东周君或者周王室。李学勤先生通过对金村大墓出土铜器铭文的考释，尤其是被持韩君说、秦君说者认为涉及韩国与秦国历史的铭文的辨析，认为金村墓葬群既不是秦墓，也不是韩墓，也不是东周君墓，而是周朝的墓葬，可能包括周王及附葬臣属20。洛阳市文物考古部门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综合国内外学术成果，已经把金村古墓群确定为东周王城的王陵区之一，并据此制定整体的保护研究规划21。因此，至少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金村大墓为东周王室墓葬之说已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