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作为陶瓷生产技术进步影响到的历史进程，则是物质文化史区别于陶瓷史本身不应被忽视的内容。
原始青瓷在夏商之际烧成，是陶瓷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其后三千年间，瓷器逐步从东苕溪流域和江西、浙江、福建三省交界地区向全国普及，并向全世界传播，至今仍是世界各地人民日常用器类别之一。在这一现象背后，是瓷器生产技术的进步、使用人群和地域的普及、生产技术的传播以及器物新品种的出现和原有品种的消逝等等，它们无疑都是陶瓷史重点关注的内容。而在物质文化史的构架下，对中国古代瓷器的研究除了上述内容外，还试图通过瓷器本身观察与之相关的古代人类的文化生活情况，下面的内容或其中之荦荦大者。
在早期制瓷技术的兴起和普及方面，原始青瓷何以在出现之初就进入了夏王朝的宫廷并为以后的商、周王朝统治者所接纳？同样，原始青瓷的生产者为何以中原王朝的青铜器为原型烧造原始青瓷，而且原始青瓷又如何成为越人礼制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楚灭越、秦统一造成原始青瓷生产的衰颓，以及汉代原始青瓷上楚式纹样的兴起是否是汉文化形成模式在瓷器生产方面的体现？汉魏六朝时期，制瓷技术在长江流域的传播方式，地方青瓷特色的出现，是纯粹的技术、原料原因，还是为适应各地文化传统而为之？同时期南方青瓷产品和生产技术北传的深层原因和对南北方社会政治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如何？以及北朝晚期低温彩釉瓷器和白釉瓷器在北方地区出现的技术原因和社会背景等。
 
二里头文化 原始瓷盉（残片）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贵族墓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在宫廷用瓷来源方面，从隋唐时期的贡瓷传统，到北宋晚期制度的转变：从地方掌握进贡的主动权到由中央下令地方官府依“样”烧造，再到中央政府设窑自烧出现了官窑，进而发展成为明清时代的御窑，这在表象上只是宫廷用瓷的生产机构或来源方式的变化，但实质上可能和赋税制度、政治制度、皇权极化、宫廷物料的征集方式等上层建筑相关。
研究北宋晚期宫廷用瓷时往往会谈及徽宗皇帝因“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而命汝州、唐州、邓州、耀州和处州等地造青窑器，并于“京师自置窑烧造”（【宋】叶寘《坦斋笔衡》），同时自然会延伸思考到南宋的官窑。但是，为什么不让定州或其他白瓷窑场烧造没有芒的白瓷器呢？可能是徽宗皇帝对当时白瓷生产概况和生产技术有着清楚的认识。再结合关于辽代的考古成果可知，辽代烧造瓷器的窑场如北京龙泉务窑、辽阳冮官屯窑、巴林左旗的上京窑等瓷器窑场皆在辽的五京畿地内，从产品的风格并分析文献，可知辽代瓷器的技术源头与辽人南进从定州掠虏工匠相关。这些窑场不仅极有可能是辽代官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供应宫廷或官府的瓷器生产地集中在京城周边与两宋时供应宫廷的窑场也随京城移动的现象相同，二者之间或有内在的关联。通过瓷器釉色、产品类别、器物用途和用法以及瓷器的生产技术、管理制度等内容所表现的对宋代制瓷技术和瓷器文化的学习，既可以从表象上视为辽宋交流密切的物证，也可从深层次窥得辽之两院制度及其对宋文化的开放、接纳。同样是与宋人对峙的金代，考古出土瓷器表现出的情况与辽代则大不一样。在原来的辽人统治区域内，不仅流行辽代窑场烧造的瓷器，而且大量出土宋人烧造的瓷器，但在金人统治区域内，南宋境内各窑场烧造的瓷器则极少见。金代所用瓷器呈现的这种现象，固然与金人占有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后拥有丰富的瓷器资源有关，但一定也另有原因，对比其前的辽代及其后的元代，南方的景德镇青白瓷器、枢府釉瓷器、青花、釉里红瓷器以及龙泉青瓷大举北上的情况，说明市场对南方青瓷存在需求。元代南瓷北上的原因，当得益于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世祖南人贸易北方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