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文化面貌高度统一的考古学文化，它的出现，结束了这一区域不同考古学文化类型并存的格局。二里头遗址坐落于洛阳盆地，遗址内既有大型宫殿基址、手工业作坊和祭祀遗存的集中发现，也有精美青铜器、玉器及陶礼器的大量出土，具有明显的早期都城性质。
遗址发掘者赵海涛指出：“二里头都城主要是通过主干道路划分出规整的功能区，在这个‘九宫格’布局中，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在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完全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都城规划特点。”此外，二里头文化的存在时间和分布范围与《史记》《国语》等文献所记夏朝晚期的年代与活动区域相符。
从布局、年代和分布区域等层面综合观察，学术界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为晚期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都城。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出土最多的当属陶器，仅二里头遗址复原的陶器数量就达数万计。这些时代风格鲜明的陶器，提供了观察夏人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及对外交流面貌的物象片段。我们不妨从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入手，尝试溯寻夏代社会的文化面貌，进而逐步揭开夏王朝的神秘面纱。
 
二里头遗址陶器组合
器类撷英：甄陶品类·显表纪世
陶器自新石器时代创烧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制作工艺和技术已十分成熟。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组合，在器类、造型与印纹装饰上皆具有突出的时代风貌，是管窥夏代社会秩序、生活百态和宗教信仰的重要介质。按照功能不同，可将其分为炊器、食器、酒礼器、贮盛器以及祭祀用器等类。
炊器古朴粗犷，主要为鼎、深腹罐、圆腹罐、甑等，以绳纹、篮纹为主要纹饰，纹理布满整个器物；食器精致实用，有豆、三足盘、簋、平底盘、圈足盘等；酒礼器神秘庄严，有觚、爵、盉、鬶、杯、壶等，器表磨光，常装饰弦纹和凸棱纹；贮盛器凝重实用，有大口尊、小口尊、小口瓮、大口罐、深腹盆等；祭祀用器以透底器最为奇特，器壁较厚，小口长颈，斜肩深腹，腹壁较直，大平底，底部与口对应位置有一圆孔，颈、腹部饰弦纹、刻划纹和压印纹。
据载，夏王朝时期的陶器制作由甄官昆吾负责，隶从官作，如《尸子》载“夏桀臣昆吾作陶”。又《墨子》云“陶铸之于昆吾”。二里头文化出土的这批类目繁多、制作精细的陶器，反映出陶器生产严谨有序的管理模式与成熟流程，正是对文献中专官冶陶的有力佐证。同时，二里头文化陶器以灰黑陶为主，一些陶礼器器表更有一层打磨光滑、明亮如漆的黑色陶衣。精美的制作工艺，既反映了官作背后服务王权的权力与秩序，又与《礼记》所记载“夏后氏尚黑”的颜色崇拜密切相关。
 
二里头白陶
龙蛇腾育：图腾崇拜·文化认同
龙形图腾在中华文明中从孕育到滥觞，经过仰韶和龙山时代的发展传承，至夏代协和融通，最终风驰雷动、孕育成形，确立了相对格套化、统一化的图腾认同与龙形崇拜系统。二里头文化发现了大量的龙纹，可分为陶塑、雕刻、绿松石或金属粘嵌等类。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龙形图案分陶塑、雕刻两类。除了陶器上的龙形图案，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许多龙形遗物，尤以镶嵌于漆木器上的绿松石龙形器和镶嵌龙纹铜牌饰最为突出。这些龙形遗物均随葬于大中型墓葬。可推知二里头遗址随葬有龙纹遗物的墓葬规格较高，墓主生前应为较高地位的统治阶层。
二里头文化遗存，尤其是陶器中的龙蛇形象，表明了夏人认为龙是自己的神祖，且与自身族群的存亡休戚相关。以文献观之，夏王族即夏后氏对于蛇形之龙的崇拜十分突出，更有夏禹之禹为蛇形龙之说。《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虫”者，蛇形之龙。《列子》云：“夏后氏蛇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