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丁山说：“夏后氏祖禹而姒姓，当演自以蛇为图腾之神话”。文献不乏夏后乘龙、好龙的记载。《山海经》云：“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左传》云：“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可知夏人不仅尊龙、养龙，而且专设养龙的官职。
二里头文化中的龙图腾形象格制渐趋统一，从一个侧面映射了早期中国文化认同和多元一体的历程：从仰韶时代的满天星斗，到龙山时代的逐渐融合，最终形成夏商时期多元一体的格局。历经数千年的演进与融合，龙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与信仰载体。正如王震中所说，龙蛇图像的应用与统一，彰显了二里头文化龙图腾崇拜的重要文化特质，文物与文献彼此印证，可作为二里头是夏代王都的一个强有力的佐证。
 
祼礼延承：夏时尚质·器用陶匏
礼乐制度是建立社会秩序、昭显阶层等级的重要准则，也是社会关系和国家意识的集中体现。文献显示，夏代已确立起较为完备的礼制，故有孔子言：“夏礼吾能言之。”其中祼礼就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礼仪活动，施行于宗庙祭祀及宾客饗燕诸礼之中。《周礼》曰：“以肆、献、祼享先王。”郑玄注：“祼之言灌，灌以郁鬯，谓始献尸求神时也。”《礼记》云：“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在已出土甲骨文和金文材料中，晚商和西周祼礼的记载都十分丰富。
那么，夏代是否已确立了祼礼的仪制流程，参与祼礼的代表礼器又是什么呢？《礼记》云：“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郑玄注：“夷读为彝。”邹衡认为，“鸡夷（彝）这种灌尊，就是夏文化的封口盉，也是龙山文化中常见的陶鬶”，并认为爵、盉、觚、三足盘等是夏文化中最主要的礼器。实际上，封口盉之外，还有很多陶器也参与祼礼中。
张光直指出铭文中的“彝”包括食器、盛器、酒器等各种器型；严志斌研究发现二里头出土的漆觚、陶觚均为祼礼器，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的圆陶片应该是漆觚底部塞孔用的，其功能与良渚文化漆觚底部出现的木塞或圆玉片相同，二里头文化的祼礼来源与良渚文化有关。可见，在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常组合出现的陶质酒器爵、盉、觚、鬶、尊、豆、平底盆、三足盘，以及漆木觚、圆陶片等均为祼礼的器用组合，共同见证着夏人礼乐制度的成熟与礼器器类的丰富与定型。
夏人的祼礼用器很长时间都以陶质酒礼器为核心，在青铜冶炼技术成熟后，陶质酒礼器开始逐渐被青铜酒礼器取代，如二里头文化三期出现的青铜爵，其造型直接由陶爵发展而来，这显示了夏代祼礼在仪制与器用上的延承性。夏人祼礼后又被商人所继承，此即孔子“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之论。考古学文化也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实证。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鼎、爵、觚、壶等，后来均被二里岗文化所接纳，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青铜斝，确立了早商祼礼觚、爵、斝的时代组合；这些器物又被殷墟文化继承，并逐步完备。可知，礼制建设与礼器生产是中国早期文明一脉相承的重要文化特质，夏礼通过陶、铜礼器组合，在早商、晚商传承有序，不断发展。
以祼礼为代表的礼乐器的器类、器形、组合和使用方式或因时代变迁有所损益，但礼器始终是人神沟通媒介、社会秩序准则的文化内核，并继往开来，延被后世。孔颖达叹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诚如是也。
 
二里头鸭形鼎
礼器辐射：夏礼源脉·九州攸同
二里头文化是高度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