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者、研究者和市场的热捧，也被重新作文化挖掘和再审视。在2011年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一只吉州木叶盏曾以33万英镑率先创造了古茶盏类的世界拍卖记录（图9）。
 
为了加深对它的认知理解，我们可以从文物研究、陶瓷考古和文化分析的角度对其展开深度研究，籍此消解一些疑惑、误读和偏见。
一、宋代吉州木叶盏的工艺技法试析和类型梳理
新石器时代至战汉时期的陶器炻器便已发现偶有利用木叶花纹的工艺痕迹和案例。唐-五代的耀州、邢-定窑、寿州窑等均有剪纸揭贴漏花和木叶贴摹漏印工艺（图10、11），宋代福建漳浦赤土窑和明代山西大同地区窑场也有类似工艺手法。在意识形态中心辐射论的影响下，有人总易习惯性的把这些唐-五代工艺和南方宋代工艺想当然的扯上历时性的主-从或因-果关系，然而这些前期的木叶贴摹工艺，与南宋吉州的木叶蘸釉贴烧法存在本质不同，明显不存在工艺直接传承的连续序列。
至于吉州窑木叶贴烧是否曾受前者的启发或影响，现有史料还无法充分证实，在逻辑证据链上难以自洽。我们并不能因为存在北方工匠和技术南迁的现象，就想当然臆造出两者的因果逻辑，因为无法排除共时性现象。所以这类推想也很难构成实质性的知识效力。
“政治文化的版块结构决定技术流向模式”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事实上自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南北的文化技术交流已极其活跃频繁，就正如中古时期南方的越窑青瓷就独步领先，转而影响北方的。从那时候起，南北工艺交流就已是双向互渗的模式。




对这种独特工艺的渊源问题的讨论，业界尚有一些意见，如“异工同效”说，其理论依据是工艺美术发展的普遍联系规律和机理，也颇值深思。中古陶瓷器普遍存在仿造古铜器和金银器、玻璃器、漆器，予以替代生产或者吸收其装饰精华的工艺史现象，包括吉州窑将民间的剪纸贴花工艺、织锦印染的纹饰应用于瓷器装饰上的例子。但这种说法对于木叶盏而言，在其他工艺领域也却不到对应参照物。在中古工艺史的宏观视野内，也还有一些貌似关联的情形，如国外所藏的唐代波斯型银作叶型器（图12）和艺市所见的这只南宋龙泉叶型杯（图13），也与叶子形态有关，但基本也谈不上“异工同效”的客观联系，只是历史偶合而已。
我们甚至无法证实或证伪，木叶盏的初始发生，或许只是一次意外的偶然事件—— 一片枯黄落叶被风恰好刮落在晾棚里晾坯的黑釉盏中，一并被送入窑烧成成品，工匠受到启发而致。毕竟工艺创发和艺术灵感，主要属于主体精神活动的个性范畴，而非社会性群体性行为。
宋代吉州木叶盏是世上唯一利用有生命特征的天然有机本体直接作为装饰材料的瓷器。这种独创烧造工艺—— 应称为二道釉的“原体蘸釉贴烧法”，在世界工艺技术史和美术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很难与其他工艺纳入同一评估范畴和传承体系，只能单独考察。
其工艺来历和初始创发问题，由于史料文献欠缺而无法做更多确证性的追究。我们只能对现有材料作精加工，做更多细致的素材整理、类型学分析和归纳工作，如牛津大学柯律格教授所言：“多做具体和细节的研究，让观点从细节中自然产生。“在此基础上，再从社会功能和结构的层面尝试作进一步的推导和诠释。
（一）制作技法。关于宋代吉州窑木叶蘸釉贴烧法的历史工艺考究，主要还是依靠对窑址出土古样本的观察、分析和硅酸盐体系主导时期的工艺仿古返推法，再放在陶瓷史的框架内考察。业界在大方向上已基本达成共识，当然也有一些细节的争议。个人在此基础上也发表看法如下：
制作工序上，属于二道工艺的范式：先对素坯通体均匀施以黑釉，然后以经过自然浸泡陈腐、去肉、留下茎骨和叶脉而成的天然叶片，蘸上暖黄调呈色的彩釉，平铺贴在黑色地釉上，然后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