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相隔分布，不同的区块各有中心城市，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布局，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区域社会。
从城址规模、出土的玉钺或石钺、墓葬差异等遗址遗存，朱超判断，岗上遗址是当时该区块重要的中心城市，说明在距今5000年这个时间节点，已经形成了早期城市，并出现了早期国家。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表示，滕州岗上遗址十分重要：岗上遗址的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重要收获，表明我们在本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研究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多年考古工作，使我们了解到岗上大汶口聚落在区域社会、社会组织结构、礼制等方面对于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岗上是大汶口文化最大的聚落之一，是大汶口文化时期迄今发现的最大城址。
2，在岗上发现了最早的器物箱和棺下枕木，证明大汶口文化是棺椁制度的重要源头。
3，在岗上发现了以钺为代表的玉石器，骨牙质的鹿角锄、杖形器、骨板，鳄鱼皮与陶鼓，涂朱龟甲，以觚、大口尊为代表的成套成组的陶礼器，表明大汶口文化丧葬活动中的器用制度已经基本完备，明确了海岱地区是礼制的重要起源地。
4，墓葬表现出的棺椁、器用制度，显示出明确的社会分化，这是与作为都邑性聚落——城址的发现相伴随的，表明岗上代表了早期国家发展的一个阶段。
 
在岗上遗址挖掘期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相宏曾到岗上挖掘现场看过，看到出土的玉钺等文物，感觉相当精彩，他表示：岗上遗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时间点”和“空间点”特别好。
从“空间点”来看，岗上遗址是海岱之间古代东夷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遗址。蒙文通先生在1933年出版的《古史甄徽》认为，我国古代民族分为三族，即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认为，中国古代部族可以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徐旭生还认为，蒙文通所说的江汉民族“大致等于我们说的苗蛮集团”，河洛民族“大致等于我们所说的华夏集团”，海岱民族“大致等于东夷集团”(《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61页注解1)。岗上作为大汶口文化遗址，又属于东夷文化，但向西就是河洛华夏文化区，向南和苏北的大汶口文化能够衔接，但过了淮河就是江汉苗蛮文化，向北过黄河又是另外一种文化，因此，岗上遗址的位置在文化上具备典型性。
岗上遗址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恰好的“时间点”上。任相宏认为，在考古学上，遗址的“时间点”往往决定其重要度，比如，前一段发掘的山东沂水跋山遗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处在沂源猿人之后和扁扁洞人之前。
岗上遗址时间正好卡在距今5000年，这使其意义超越了区域概念，而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山东人类文明演进次序和全国具有一致性：分别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扁扁洞人（距今12000-9000年），后李文化（距今8500年-7500年）、北辛文化（距今7500年—61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100—4500年）、龙山文化（4500-3900）、岳石文化（距今3900--3500年）等众多中晚期新石器文化。在这其中，距今5000年这个时间点，正好是中华文明史从原始社会迈向早期国家形态的关键时间点，岗上遗址正好是这个时期最大的城市遗址。
大汶口文化遗址已发现有数百处之多，经过发掘的也有50多处，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存丰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山东省的泰安大汶口、兖州王因、邹县野县、曲阜西夏侯、茌平尚庄、广饶五村、胶县三里河、诸城呈子、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日照东海峪、蓬莱紫荆山、长岛北庄、栖霞杨家圈。其中在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诸城呈子等遗址，还